2011年8月3日，光線傳媒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光線）登陸創業板。出現在深交所的光線總裁王長田，穿了一套商務西裝，偏白的襯衫，偏紅的領帶。官方儀式上，領導一本正經的發言結束。輪到王長田發言時，他發現自己竟然忘了寫講話稿，腦子有點懵。
對王長田來說，那是他生平發言最差的一次，說話有點語無倫次，磕巴，中間一度有些哽咽。事后，他承認自己在上市現場有點走神。他曾如此對媒體說，“我們自己知道，光線做得挺不錯的，應該早點讓人知道。”
發言結束后，他接受了信息披露等培訓，中午跟同事、券商和財經公關吃飯，下午就飛回北京，飛機晚上7點多到。“我直接就開車回公司上班了，一路上什么也沒想，”他如此描述自己的心境。
資深媒體人牛文文在微博上如此感慨——前記者王長田40億身家，媒體人難免心里翻騰。長田不易：1、埋頭奮斗12年，中間沒有因其他誘惑轉型過，也沒因為TV的打擊放棄過；2、12年沒有天使也沒有VC青睞，靠自己的現金流走到了上市，實實在在“駱駝公司”；3、沒有豪華團隊，只有個把老兄弟，被人罵家族企業；4、耐得寂寞，身在秀場，鮮見秀場。長田這勁頭，不容易學啊！
王長田，被稱為中國娛樂新聞“教父”，《南方周末》對他的評價是：“不是過去文化人的最高贊譽‘精英’這個概念所能概括的。”
1999年，制播分離把電視界的天空撕開了一個裂口之后，光線傳媒抓住了契機，而背后的掌舵者正是王長田。
如果僅從一個成功的商業故事的范本去考慮，不足以涵蓋光線作為一個范本的意義。光線的業務內容涉及到意識形態領域。當民間資本介入傳媒娛樂業，政策層面模糊不清，且由于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如何生存，如何發展，這是以王長田為代表的民間資本無法繞開的一個時代命題。他們在夾縫中左沖右突，成長起來。
王長田說：“制作業從來沒有春天，也沒有冬天，任何一個行業同時都有冬天和春天，你自己做得好就是春天，自己做得不好就是一個冬天。”
不安分的人
1988年王長田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工作，負責對外新聞宣傳和內部資料整理。一年零八個月后，王長田看到了一份新報紙——《中國工商時報》。
他回憶說，“當時是《工商時報》創刊第二天，我看見了創刊號。1989年的10月7號，當時我們處長不知道從哪里弄了這個創刊號，我一看就很激動，怎么中國還有這么好的一份報紙？當天下午，我就拿了報紙上了報社，問報社的領導要不要我？得到的答復是：同意你過來，該辦手續就辦手續吧。”
在報社，王長田有兩個特點，一是很難記住人名，二是算賬的能力非常強，對各種經濟數據過目不忘。記不住人名在一個關系就是生產力的時代很悲慘，王一直不認為關系是最重要的。
時任《中華工商時報》副主編的楊大明曾經評價王長田是一個好記者，3年后他升任市場新聞部副主任。一次偶然的機會，王長田見到了北京電視臺的副臺長吳天錫，吳要辦一檔全新的新聞欄目。很快，王長田跳槽了。
在《北京特快》推出前，王長田曾這樣分析當時的電視新聞節目：“節目大多節奏比較慢，沒有包裝，語言很差，角度不好，信息量小，思路太正，批評的聲音太少，評論的聲音太少。”當時的電視圈，流行的也是這個套路。這種弊端，給王長田留出了一片空地。
《北京特快》推出后，以節奏快、信息量大而著稱，一改過去頌歌式的新聞報道方式，這檔節目迅速打進北京地區收視率前三，直接導致了《東方時空》改版。
1998年7月，因為一個特殊事件，他告別了自己一手創建的《北京特快》。此后，王長田同幾個媒體朋友成立了“光線電視策劃研究中心”。5個合伙人湊了10萬塊錢，靠寫策劃和拍攝專題片賺錢。
王長田喜歡用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的一首詩《未選擇的路》來表達他轉型的原因：那天早上，有兩條路，相差無幾。都埋在還沒有踏上腳印的落葉底下，而我，選擇了一條更少人跡的路，于是帶來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打擦邊球的《中國娛樂報道》
1999年1月5日，北京下完春節后第一場雪。王長田和弟弟王洪田走進西三環的一個胡同 “萬壽寺北里”。他們穿過灰磚結構的居民區，在一個4層的磚樓下停下腳步。樓很舊，樓門的防盜門虛掩著，上方有幾個非常陳舊的字——嘉德寫字樓。
貌不驚人的嘉德樓，見證了王長田和他的光線傳媒的成長。所有的成長都伴隨著痛苦，對光線傳媒來說，也不例外。由于幾次競標的失敗，到1999年3月，5個合伙人走了4個，就只剩下王長田。
體制內10年的工作經歷，讓王長田對電視臺運作弊端看得一清二楚。他認為，娛樂資訊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市場，但在國內又是一片空白。王長田考察了美國和香港的娛樂業，發現娛樂節目都是綜合性電視臺的重頭戲，甚至有專門的娛樂頻道。
1999年4月，王長田決定做《中國娛樂報道》的樣片，當時的光線只有8個人。最初選定的主持人不是日后憑借《中國娛樂報道》紅透半邊天的李霞，而是北京音樂臺的DJ梁紅。
王長田堅持了一點，“一樣的娛樂圈，不一樣的立場和聲音”，他對主持人李霞的要求是“板著臉看笑話，要有冷眼看熱鬧的感覺”。在弟弟王洪田看來，王長田心中的理想模式是《北京特快》的范紅軍和胡紫薇那種快言快語、凸顯個性的做法。
5月，樣片出來了。試片里用25分鐘的專題形式關注了娛樂圈里的北漂一族。沒有資源，只好從新人下手。《中國娛樂報道》第一個人物專訪是尚未從中戲畢業的章子怡：她坐在綠茵茵的草坪上，暢談對張藝謀、鞏俐以及《我的父親母親》的看法。
1999年7月，《中國娛樂報道》正式在湖南臺生活頻道播放，3個月后覆蓋五十多個省市級電視臺，平均收視率達8%。進入2000年，電視臺的數字擴大到130家，被業內人稱為“娛樂界”的“新聞聯播”。1999年光線的收入是300萬元，另一種說法是230萬元，但一年后增加10倍，達到3000萬元。
這時的王長田已經成了電視圈內頗為著名的人物。劉勇在《媒體中國》的開篇中寫道：“他的成名不僅在于被同行所稱道，而且在于他的公司生產的電視節目，《娛樂現場》、《海外娛樂現場》已經在兩百多家有線電視臺被播放，而這些電視臺目前自然都是在現有的新聞體制之內的。”
《人民日報》在當年11月發表的一篇觀察文章中指出：“電視的另外一個潮流是其主體功能向娛樂功能的轉變……《中國娛樂報道》的出現，意味著電視人正在順應潮流，彌補這一缺口。并且，這樣寓意豐富的電視節目是由一個獨立于電視臺之外的民間電視策劃企業擔綱制作，這亦是驚人之筆。”
盡管《人民日報》似乎已經舉起了政策的風向標。但在王長田看來，“2002年以前，民營公司是沒有制作許可證的，沒有許可證，公司的業務就是不合法的，因此一直在打擦邊球。”
傳媒人干娛樂人的活
早期很多人來光線，似乎都是沖著王長田。公司內部的貼報這樣評價王長田，“不疑人，不負人，不畏險，不貪色，疏財仗義。”
十多年前曾是《中國娛樂報道》總策劃的于丹，曾有如此評價：“長田樸素，不暴發戶，不囂張，不膨脹，多少有點書生意氣，同時，他是一個有詩人氣質的人，內向羞澀，樸素溫暖。”
1965年4月，王長田出生于遼寧大連。在他的記憶中：“我是在大連的一個農村長大的，村子很窮。父親是工廠的工人。小時候我們家4個孩子加我媽，都得了肝炎……每年有幾個月時間吃飯都是有問題的。”
王長田從大連農村插班到縣城中學。“當時總覺得自己一個人很孤苦，很弱小。城里孩子們知道的看到的，我都不知道，雖然我學習成績是班里最好的。有一次身上5毛錢，被小流氓拿走4毛，剩下1毛放到我口袋里，說看你學習成績好，給你留一點。”
1984年，王長田考入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那個階段的王除了讀大量的文學和哲學書外，每個學期結束時，他的枕邊都有高高一摞報紙和經濟類的書籍。同學中，這么做的只有他一個人。那時候的王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只是模糊覺得，自己應該有一個專業。
多年以后，入學代碼為“8432”的復旦新聞系84級的學生們登上了這個國家的傳媒舞臺，其中包括《解放日報》的總編輯裘新，新浪網的首席執行官曹國偉，《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曹軻等，甚至當年的指導員張力奮，也都離開校園出任FT中文網總編輯……
光線創立后，他一度相當糾結。“傳媒人相對來講比較低調；娛樂人又比較高調，我是處在矛盾之中。有的時候我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總體來講，我是以傳媒人這樣一個身份來自我定位的。”
對娛樂界，王長田一直保持著一個距離。十幾年來，王長田基本不去夜店、不交明星朋友、不帶女主持去見客戶。“關系根本不是生意，生意就是生意。如果幫不到別人，光靠關系是沒用的。”
體制外的人玩體制內的事情
上市兩周后，王長田在光線傳媒上市答謝酒會上說：“12年來，我變成了一只駱駝，因為這個環境風沙太大，有政策的沙漠、資金的沙漠、人才的沙漠。為了生存，駱駝擁有了超強的生命力。駱駝其實跑得并不慢，沖刺走50公里，持續走30公里。”
他說：“娛樂圈大哥做關系，天才做項目，玩家搞演員，騙子搞資本運作，既不是大哥又不是玩家也不是騙子的只好做駱駝。”
安徽大學廣電系主任張陽告訴記者，王長田是體制外的人玩體制內的事情，能活著，且活得不錯，還能上市，非常不容易。
與華誼兄弟、華策影視純粹依靠電影、電視劇內容賺錢的商業模式不同，光線傳媒的業務已經觸及廣電傳媒的核心領域。
時至今日，對于民營企業而言，傳統的廣電傳媒領域仍屬禁區。光線傳媒卻將地面頻道和城市臺價值不大的散亂播出時段，拼成一張獨特的廣電內容網和經營網。
新的游戲規則的建立倒不是多大的困難，資金也不會成為最大的障礙，最關鍵是涉足敏感的“喉舌”，同時又是強勢的電視媒體，充滿了極大的不確定性。
2000年，廣電總局出臺相關規定。年末《中國娛樂報道》更名為《娛樂現場》，《世界娛樂報道》更名為《海外娛樂現場》，《中國網絡報道》更名為《網絡天下》。不過此時，光線已經得到普遍認可。
2004年后，王長田曾試圖和南京、西安等地的電視臺、教育臺成立合資公司，來介入電視臺頻道的整體運營。這條路很快被主管部門堵死，甚至連付費的數字電視頻道也不得其門而入。
電視臺與制作公司本應形成上下游的依存關系，但在中國，電視臺依舊挾平臺以令諸侯。“在2005到2007年，這幾年行業是一種大幅度萎縮。”王長田說。當時的行業大背景是有線臺、無線臺合并，電視臺形成了區域性壟斷，處于非常強勢的地位，尤其是在跟制作公司交易的時候。
2005年1月1日，光線的王牌欄目《娛樂現場》被調整出已經播了5年的北京四套。這一幕很快在上海、長沙等地重現。不久，王長田為《娛樂現場》找到了在北京落地的新平臺——中國教育三套。
熟知電視圈的人士稱：那個特定的時間段，在光線的內容支持下，中國教育臺三套與北京電視臺開始了聲勢不小的競爭。沒過多久，北京地區一些有線電視的用戶突然發現收不到教育三套的節目信號。
此后，王長田似乎有感而發：“在傳媒平臺沒有市場化的前提下，所謂‘內容為王’是不成立的，內容必須與傳播平臺相結合。如果雷石東沒有MTV頻道，‘內容為王’怎么體現呢？”
在此之前，王長田就參與過北京有線電視頻道的籌備，向這個方向靠近一步。不過很快，北京市的無線和有線頻道重新整合，成立了歌華有線。王長田希望建立有線頻道的想法落空了。
他開始轉型，光線的觸角深入到藝人經紀和電影、電視劇領域。不過相比同行，光線晚了幾步。
這么些年，對王長田來說，矛盾是一直都存在的：“制作公司市場化的體制，和整個國家的媒體政策形成了一個很大的矛盾，而這個矛盾，一直延續到現在。只不過因為電視行業內部競爭的加劇，使市場的調配作用發揮得比以前大一些，但是在體制上并沒有任何的變化。”
暗火不滅
除了屢屢碰觸天花板，他也一直試圖建立規則。
2004年3月26日，光線旗下周刊《明星BIGSTAR》刊登了一篇引起極大轟動的采訪——《音樂頒獎驚人內幕》。王長田稱：“一些公司在用自己的方式試圖來破壞我們制定的規則，我們不會妥協，我們要堅持走下去。即使一個大牌歌星都不來，獎也照頒不誤。”
王長田本意并不是要針對哪一家唱片公司，他是想在行業里樹立一個公正、公平的標準，“大家都應該遵守一個游戲規則，否則就會慢慢地毀掉這個行業。
當然，他有他的野心。王長田希望通過他的力量來影響和改變娛樂行業：“我希望娛樂界是一個令人尊敬的行業，而不是外人所說的潛規則橫行、沒有道德底線的行業。”
40歲前，王長田讀遍了西方傳媒鏈上所有大鱷的傳記，多多少少找到一些夢想起航的感覺，一度非常推崇維亞康姆集團的雷石東。40歲后，王長田不再讀這些，中國的傳媒娛樂產業，與西方有著太多不同，自己的路要自己去走。
2011年10月27日，在ChinaVenture投中集團投資年會上，王長田說：“個人感覺和改革開放30年走的路子基本是一樣的，經濟上往右走，內容領域仍然走在另外一個方向上。”
“大學的時候我看文學、哲學，工作初期，苦悶的時候，我看武俠小說，但現在我是個實用主義者，從不看閑書，需要了解的東西，我會留意相關的報道和書籍。我在處事上也有實用主義的傾向，過去別人評價我優點和缺點都很分明，但現在身上的黑與白已經分得不是那么清楚了，做生意讓我改變了很多，這個改變主要來源于環境的壓力。”
1999年11月，國務院下發82號文件，釋放制播分離信號。這一度成為民營傳媒公司迅速發展啟動的時機。一批民營電視節目制作公司隨之涌現并盛極一時，光線傳媒、派格太合、歡樂傳媒和唐龍4家公司實力最強，被譽為“民營四公子”。今天，光線傳媒之外，其他3家均已式微。
《中國民營電視公司現狀報告》的作者李幸對這些民營電視人的評價是：“他們已經邁過了（精英）這道檻……他們更多的是領袖之才……他們很懂中國的政治，很會跟當局打交道。”
積數年之功，王長田將光線傳媒從項目制作公司變成了一個傳媒產業體系。公開資料顯示，節目制作仍是光線傳媒目前主要的收入來源，2010年，其欄目制作與廣告收入占總收入的57%。對制作公司來說，以欄目換廣告時間的運營模式很是尋常，但能夠與各級電視臺合作、形成網絡化運營規模的競爭對手卻寥寥無幾。
《光線十年》里的一段話，似乎可以解釋光線在夾縫中的成長史：“他是灰堆里的暗火，他不是明火，但你弄不滅他，他會一直燃燒。”（納博科夫《微暗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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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光線傳媒王長田：夾縫中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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