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他們也做了一些類似的事情，但方式不同。就增強商店雇員的能力來說，她們來自于低收入的婦女，以及教育水平比較低下的婦女。我們會問她，你是如何得到第一份工作的，你是如何面試的，你是怎么樣來賣貨的，我們會為她們提供相應的培訓。這樣，我們幫助失業的女性雇員重新找到工作，幫助她們取得更好的工資績效，所以這是一種很好的消除鴻溝的做法。
我們必須要通過教育，通過減貧，或者通過一些健康的提升和改善，來促進整個社會慈善事業的發展。同時，也需要把一些實踐者、專家和相應的機構納入進來。
中美社會影響力投資的新趨勢
吳伯凡(二十一世紀商業評論主編)：中國社會影響力投資的創新，與許多商業的創新一樣，把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把賺錢的商業和滿足社會福利的 事情做到一起。孔夫子最早講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是古老中國的哲學命題，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問題是“寓義于利”。這是所有企業、非盈利部門包括政府部門應該關注的問題。我們 作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財經媒體，一直倡導集中三種部門的人一起探討這個問題。社會創新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投資，用投資的手段來啟動社會創新。
王振耀(北師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中國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的速度要比我們此前想象的快得多。人均1萬美元是發達國家的門檻。到目前為 止，中國社會對人均GDP1萬美元還沒有做好準備。當社會財富量達到了中華民族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階段，需要我們進行大量的社會創新。在這個階段，中國的公 益慈善事業面臨非常重要的社會功能轉型，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小額捐贈和學雷鋒做好事，而是要運用慈善組織、大額的捐贈、金融投資等各種社會要素來提升中國 社會。
目前還有三個方面的不足。第一，平臺不夠，現在非常缺乏像21世紀社會創新研究中心這樣的對話平臺和經常性的聯系。第二，沒有通俗化的系統理論 體系做支撐，來說服中國大眾。第三，倡導力度非常有限，它需要多種多樣的活動。在香港，港府民政局和大眾在一塊擺攤參與社會創新，用財政款項來做社會創 新。
今天《21世紀經濟報道》其實已經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平臺，我希望這個平臺能夠促進整個民族理念的轉化，解放那些具有巨大潛能的生產力，為中國的公益慈善和社會發展提供更多源源不斷的動力。
成卓(愛心火炬基金發起人兼主席)：美國政府對社會企業的優惠政策比如說稅收減稅是怎樣的？
Kim Meredith：現在美國能夠給社會企業比較靈活的政策，最近加州發布了《社會企業法》，允許社會企業盈利并享受一定的減稅優惠，還鼓勵社會企業接受捐贈。
Elliott Donnelley(美國西部慈善論壇主席、白沙投資集團總裁)：很多創業公司一方面做資產組合投資，另一方面又做影響力投資，他們整體的態度還是比較謹 慎小心的。最近的例子是做“捐贈者指示基金”(donor-advised fund)的Impact Assets。過去“捐贈者指示基金”的捐贈對象僅限于非盈利領域，現在可以做影響力投資了，他們通過自身項目的推動，也推動法律體系針對這種捐贈形式做 到進一步完善。同時他們也在創造產品和服務，比如小額信貸服務和一些水資源項目，給捐贈者更多的選擇。政府也會出臺相應的政策和措施來進一步監管，相關人 士包括捐贈者都在推動政府政策的出臺。
Kim Meredith：事實上每個人都在推動法律的變革，為社會影響力投資的基礎建設做貢獻。剛才Elliott提到Impact Assets,他們得以讓捐贈人把減稅后的資金再投入有可能盈利的社會項目。不管對個人還是風投公司，這都非常有吸引力。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 Legacy Ventures，他們原來只做投資，獲得的利潤全部投入社會項目，產生了很好的社會影響力。他們已經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
Elliott Donnelley：我們家族基金會在這方面也做了一些探討和探索，比如在“捐贈者指示基金”中，要是有人的捐款投給了類似谷歌(微博)這樣的公司，結果獲得了 10億美元的利潤，他不能要回這筆錢，這筆錢還是留在資金池中，只能繼續投給新的社會項目。另外，在傳統的非盈利組織里出現了“非盈利財政分 紅”，Impact Assets把它叫做PRI，即項目關聯投資，讓其他人向現存的“捐贈者指示基金”賬戶投資。這種機制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他們對這種投資提供一定的財政激 勵，如在管理費之外保證6%的年利息率，若此賬戶盈利更多，投資者還能得到更高的“分紅”。這種多樣、復雜的金融機制在慈善基金會中出現，是非常激動人心 的。
慈善能否經營，慈善如何經營
趙萌(斯科沃莫斯科管理學院助理教授、斯科沃新興市場研究院研究員)：在美國和歐洲，個人的捐款已經能夠被投放到二級市場進行再生產，而且個人 可以創辦基金會。政府甚至設計出一套政策，社會企業解決社會問題，幫助政府和公眾把節省下來的資金用來償付公共債券，這些社會企業的項目可以發行社會債 券，每個人都可以投資。在中國，個人的資金給到非盈利組織這一步是明確的。到底什么是適合中國國情的、能夠擴大中國非營利組織和中國慈善捐贈人資金來源的 機制建設？它可以來自基層設計、政府層面、銀行部門的金融產品創新，以及社會企業自己的產品創新。
王行最(扶貧基金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慈善需要經營，慈善必須要經營。一種意見是，基金會屬于慈善性質，不能經營它。但經營并不等于商業化賺 錢，非盈利組織也是要盈利的，只不過所盈的利用于什么目的，是工作人員分了，還是所謂股東分了，還是繼續投到公益里面，這是本質的區別。我們一直堅持慈善 是可以經營的，以財務管理為核心，以最小的人員投入產生最大的收益。
另一方面是隱性的小額信貸，它與傳統的慈善不同。公司化經營是社會企業的一種形式，它的主要追求仍然是社會影響和社會目標，但是采取商業化的方 式經營。但這一形式同樣遭受到捐贈人的負面反饋。我把錢捐給你，你拿捐款發放貸款，而且用的是非優惠的利率，近似于高利率，這怎么行？如果一筆錢你捐了 100萬，發給100個學生應該是1萬塊錢，一年以后全沒了。但這筆錢如果作為小額貸款發下去，到一年期收回來，會不斷增值。
小額信貸確實促進公益慈善發展和社會創新。但是我們的融資碰到很大的問題。我們跟國家開發銀行合作，國家開發銀行的總體戰略是走下去扶持草根金 融。我們也跟農行合作，農行商業化以后往深一層，鄉鎮一級肯定覆蓋不到，這樣我們用小額信貸的方式給它嫁接，等于把服務半徑延長，這也是農行服務三農的方 式。在小額信貸沒有合法化名分的時候怎么辦？干的足夠大的時候，國家自然就認可你了。比如現在放款一千萬，服務對象五千人，讓國家批準合法化可能嗎？但是 當服務一百萬農戶，年貸款量超過100個億的時候，我相信那個時候就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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