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現實語境中，政府的支持亦顯得尤為重要。
馮就總結說，改革開放以來，總工會樹立了深圳蛇口模式、寶安模式、吉林梨樹模式、遼寧葫蘆島模式，都有利于在社會功能協調中表達利益代表性，但最后都沒有真正推廣落實，“還是因為缺乏體制的呼應。”
一直跟蹤研究地方政府創新過程的復旦大學副教授韓福國則指出，“義烏工會維權模式的困境，彰顯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的結構性難題。”
他直言，許多地方創新項目初期風風火火，中期走向制度化，就面臨著國家的“制度頂層設計”空間的制約。如果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地方政府創新的積極性很難保證，就是已有的制度也很難維持生存。
這或是義烏總工會創新遭遇困境的本質所在，如何從政策層面保障地方創新的積極性亦顯得越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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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地方工會創新孤掌難鳴 義烏市總工會創新遭遇政策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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