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9級強震引發海嘯，再導致福島核電站發生的核泄漏危機，成為全世界媒體關注的重要新聞，同樣也成為中國媒體和公眾關注的重要新聞。在這其中，互聯網首當其沖，直接扮演了中國社會輿論的重要反映者。
從3月13日開始，以新浪微博為代表，日本9.0級地震一直占據著熱門話題榜的榜首，其間在多個時段內雖有短時間變化，但是話題榜上的轉載量和關注度仍然是最高的。
中國網絡媒體尤其是微博上的信息交流，成為觀察中日公共外交的一個重要時刻。
公共外交至關重要
在談及中日關系時，中日雙方的學者都非常重視彼此民意的形成。這種民意的形成是多方面作用的結果。
從根本上說，中日關系中的障礙，非常明顯地集中在三個領域。
一是圍繞歷史問題發生的林林總總。日本少數政治人物和右翼團體一直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在侵華問題上中國公眾長期對日本右翼輿論持警覺態度，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的模糊性也一直傷害著中國人民的情感。
二是中日同為亞洲國家，在地緣戰略領域必然存在一定的摩擦。尤其是近年以來，在釣魚島、春曉油氣田等問題上，甚至在中國軍力發展和經濟強盛的過程中，中日兩國有一定的利益摩擦，也產生了不少爭論。
三是作為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兩國在包括人權、宗教等問題上存在分歧，甚至在西藏、新疆等問題上，日本輿論中對中國的負面看法還不少。
這些問題的形成，直接影響到兩國民眾的情感層面。因此，在談及中日關系時，中日雙方的學者都非常重視彼此民意的形成。這種民意的形成是多方面作用的結果，一方面是社會輿論中長期的歷史積累，它有合理的一面，也有情緒化的一面。
例如在2010年底，日本內閣做的年度性“與外交相關的輿論調查”中，受訪者中20%回答“對中國有好感”，77.4%表示“沒好感”———這一比例是1986年以來最高的。
但是與此同時，中日之間的經貿、人員往來都在不斷增加。這二者之間并沒有發生直接的正相關關系。
另一方面，民意的形成也與媒體長期報道有關。在中日關系上，兩國媒體都承擔著重要的作用。這些年來，兩國媒體關注彼此之間的沖突和突發事件，多于長期交往，也形成了輿論上的壓力。這些突發事件的報道，直接影響中日兩國民眾中的相互印象。
在21世紀初的幾年時間里，由于小泉純一郎對華采取相對強硬的政策，并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在中國的輿論中日本形象有較大的下滑。而在2005年之后，由于“毒餃子”事件，中日油氣田爭端以及2010年的釣魚島撞船事件等，日本輿論對華態度也有明顯下滑。
公共外交是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撐，同時也是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輿論外化，更代表著一國形象在對象國的形成和發展的全過程。中日之間的公共外交尤為明顯。它不一定隨著中日關系的改善而向好，但是在中日關系出現負面影響時，一定會向著更壞的方向發展。
突發自然危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契機
中國民眾更理性地區分歷史問題和現實危機，更理性地區分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民眾。
自然危機推動公共外交的改善，在國家關系上并非沒有先例。
在智利圣何塞銅礦的礦難發生后，由于智利礦井下有一名玻利維亞籍的礦工，玻利維亞的媒體和輿論對救援關注度比較高，報道也相對正面，使得這兩個在政治關系上屢有摩擦的國家找到了改善關系的契機。
此次強震、海嘯和核泄漏事故爆發后，中國網絡媒體尤其是微博，以及中國網民的網絡討論，形成了一種相對積極的公共外交氛圍。
從目前來看，這種氛圍對中日兩國民間輿論和彼此看法還是積極影響更多一些。
這種公共外交領域的改善是兩方面的，一方面當然是日本輿論和日本媒體對中國網絡的關注。
從短期來看，這種關注還沒有來得及體現出來。因為在災難報道中，本國媒體與輿論首先關注的是災情發展情況和自身的安危。但是從中長期來說，外圍輿論的看法和國外救援隊的參與，還是會登上日本媒體，進入日本輿論，成為評估震災的一個重要內容。這方面的報道一旦增加，會對中日民眾之間的相互了解產生積極的作用。
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國網民認知的變化。公共外交的基礎，是本國民眾的國際意識和國際觀。一個國際意識強的民族，其公共外交的發達程度往往比較高。
比如在日本強震剛剛發生的時候，在微博上有一些網友發出了“老天懲罰日本”的感慨，但是更多的微博發言在表達悲傷和同情。到了6天之后，我們依然可以從網絡上看到一種復雜心理的表現，比如有微博網友說：“提到日本地震，當初我聽到這個消息，心想讓他們也嘗點苦頭。但這只是一瞬間的想法，很快被另一種聲音所淹沒，頓覺剛才的想法太黑暗了，還是為他們祈福吧。”
這種認知上的變化，在不少微博中都有體現。中國民眾更理性地區分歷史問題和現實危機，更理性地區分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民眾。
好的公共外交，往往就是不同國家之間找到相似性的過程。中日之間也不例外。
一方面，這種輿論基礎的變化，會影響到中日公共外交的“話題意識”，使得兩國民間容易找到超越分歧的共同話題，尋找共同結論的能力就更強。
另一方面，因為自然危機的背后，往往有超越地區利益的共同訴求。人們對于生命的守護，對安寧環境的期待，和對真誠互助的感謝，也是超越國界的。
這些都是公共外交中非常重要的價值觀基礎。在突發事件中，中日兩國民眾在情感上容易取得共識，因此也更有提升的空間。
中日公共外交仍需解決長期命題
中日之間需要更多的歷史契機進行深入的公眾對話，更希望有超越危機之外的長期對話。
短時間來說，危機對中日兩國公共外交產生的變化是非常明顯的。在此次強震和次生災害發生后，中國輿論和中國政府的救援協助都會改變一些日本民眾對華的看法，這是顯而易見的。
例如中國國際救援隊在日本的救助工作，在當地民眾中引起了好感，不少民眾對救援隊員致謝鞠躬，甚至以簡單的漢語表達，這都是直接的公共外交效果。
然而值得進一步觀察的是，這種公共外交的變化是否能形成持續效應。
在公共外交的歷史上，短期危機會快速提升，但是中長期關系仍然會發揮重要作用。
在2008年中國汶川大地震之后，日本救援隊向中國遇難者致哀的照片感動了許多中國人，也的確引發了國人的思考。但這之后去年的釣魚島撞船事件，重新加劇兩國民眾中對彼此的負面看法。
公共外交看似好也突發事件，壞也突發事件，實際上仍然是兩國關系的三大基礎在起作用。因此，如何在中日中長期的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力，仍然是一個需要冷靜思考的問題。
中日關系有許多特殊性，這是一種建立在復雜歷史背景下的現實國際關系，在國與國之間很難找到可效法之處。
由于歷史積怨較深，中日之間的積極輿論基礎比較薄弱；而又因為現實問題存在，歷史和現實積累出來的矛盾就更相對集中。這些恐怕不能通過一次危機的公共外交工作發生徹底扭轉。
唯一能夠肯定的是，中日之間需要更多的歷史契機進行深入的公眾對話。更希望超越危機之外的長期對話，在公共外交中真正有所突破。
■微博
零弦：在災難面前，有的是身為人類的平等，沒有民族的偏見。日本加油！也請一些人不要以偏概全。我們并沒有忘記歷史，而是懂得憐惜生命。
蓋彥成律師：我同情日本，我認為應盡最大的努力向日本施以援手，既基于道義，也基于長期利益，不要丟掉與日本民眾改善關系的機會，不要被仇恨迷住雙眼而放棄相互了解的機會。
隨楓月：日本大地震，很多網友很開心。我覺得很心痛，作為一個中國人應該學會包容和諒解。在大自然災難中，人不可能去控制，仇恨可以化解。曾經我為汶川、玉樹流過淚。現在我為日本人民祈福，希望他們盡快建立自己的家園，我們住在同一個地球村。
@財經時評：記住這位普通的日本人！地震發生后，是他，挽救了20名中國研修生。當佐藤充再次沖回宿舍樓試圖找尋自己的妻女時，海嘯來了，佐藤充再也沒能跑出來，而他的妻女到現在也下落不明。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祝他的妻女平安！感謝您，尊敬的佐藤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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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關注日本地震 從微博看中日公共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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