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深夜,中國最著名的資源分享下載網站之一VeryCD突然關閉了音樂頻道和影視內容下載。失去了這兩塊最核心的業務,這家提供P2P下載服務的網站的生存前景令人擔憂,而長期在這個平臺上尋求免費資源的網友亦感到措手不及。這一事件的大背景是中國政府正在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早在VeryCD之前,已有數百家提供P2P下載服務的網站被關閉。VeryCD的命運與P2P下載的始作俑者Napster一樣,被大多數人喜愛,卻因為觸犯了法律和商業的某些禁忌而被毫不留情地置于死地。Napster是第一家利用P2P技術提供音樂下載的網站,這家成立于1999年的網站很快就擁有了8000萬的注冊用戶。但它面對訴訟的時間幾乎與它的生命一樣長。成立當年,美國的五大唱片公司就指其涉及侵權歌曲數百萬首,并提起訴訟。2002年,Napster官司敗訴,無力支付高昂的賠償金(每首歌10萬美元)宣告破產。
聽上去是不是很像一個懲惡揚善的故事?非法的盜版者——也有人稱之為小偷——在威嚴的法律面前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很多因下載盜版影視、歌曲的網民對此似乎也只能認同,他們在內心深處接受這樣的邏輯,即盜版就應該受到懲罰。所以在VeryCD關閉下載服務之后,網民的反應很能說明問題,盡管他們一片哀嘆,但很少能理直氣壯地表示反對,他們的心情類似于在單位打免費電話的權利因為某種管制被取消之后,所表現的那種悵然若失和有苦難言。
互聯網的出現無疑加速了知識的流動,也讓人們對知識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變得更加困難。我們來不及認真思考這個潮流帶來的深刻改變,而是傾向于用慣性思維解釋這種變化,于是法律像打擊小偷一樣打擊盜版者,我們也把這種狀態奉為常識。所以,當P2P被作為一種作惡的技術打入冷宮時,我們幾乎連本能的反對意識也沒有。技術本身應該是中性的,但將P2P網站一關了之的做法,卻好像這項技術與生物武器和克隆人一樣,充滿道德風險。
這顯然是不正常的。這個結果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在這場高舉知識產權大旗的戰役中,誰才是最后的受益者?結論似乎顯而易見,所有知識產權所有者都是勝利者,他們得到了有效的保護,這也是這場戰役正義性的根源。與此同時,商業秩序煥然一新,創新者干勁十足,按照知識產權主義者的說法,他們的勞動成果得到保護,會激勵他們進一步創新。
果真是這樣嗎?至少一個名叫埃德溫·霍華德·阿姆斯特朗的人給出了否定的回答。此人是無線調頻(FM)廣播的發明者,并獲得了四項專利。但不幸的是他生在一個調幅廣播大行其道的時代,以至于當他興沖沖地把這項明顯優于調幅廣播的技術介紹給自己所供職的美國無線電公司時,他受到了極其冷淡的對待。因為他的發明將對調幅廣播現有的商業體系造成毀滅性的沖擊。這項技術發明后的15年,它都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直到美國無線公司發現調頻技術可以應用在他們新興的電視技術標準中,它才得到推廣。但美國無線公司居然宣布這項技術無效,不肯支付專利費。接下來是長達六年的訴訟,在這項專利即將過期之際,美國無線公司提出了一個和解協議,給出了極低的賠償,甚至不夠他支付律師費。悲憤交加的阿姆斯特朗顯然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一代發明天才選擇了從13樓一躍而下。
這個故事至少部分證明了,專利是否得到保護與創新是否得到鼓勵之間,并無必然聯系,或者說,如果有也只能是理想狀態下的產物。更多時候,這二者之間可能橫亙著一個利益集團,如果創新有利于它,當然好說(議價時也會出現麻煩),如果創新不利于它,那么請參照阿姆斯特朗的結局。很多從創新中崛起的公司,一旦地位穩固以后,也會毫不猶豫地成為新一代創新的審判者。美國很多電影公司當年為了躲避愛迪生對電影專利的控制,從東海岸遷移到了荒蕪西海岸好萊塢,但現在他們中的一些現在成為了知識產權保護最積極的鼓吹者。他們從被告席走向原告席的經歷告訴我們,對待所有高舉正義大旗的人都要保持警惕,至少對他們動機保持警惕。
那么,回到我們的主題上來,在對于P2P技術的管制中,是否也存在某種不足為外人道的保護主義傾向?而且如勞倫斯·萊斯格在《免費文化:創意產業的未來》中所說的,這“并不是保護藝術家的保護主義,它保護的其實是某些商業形式”。
萊斯格認為事實的確如此。“互聯網已展現出一種非同尋常的可能性,它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許多人參與到文化的建設和發展過程中。這種力量已逐步改變了文化的創造和培育市場,并對已建立的內容產業構成威脅……這使得受到威脅的商業企業聯合起來誘導立法者運用法律對他們加以保護”。
萊斯格認為,這些企業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要趁互聯網改造自己前,先一步改造互聯網,“而且這個計劃也在逐漸走向成功”。但問題是,這樣做的正當性是否經得起推敲?正如當管理者關閉一家像VeryCD一樣的P2P網站時,他們是否提供了足夠有說服力的理由?用“常識告訴我們”這樣的句式或者單方面的數據都無法讓這一行為變得理直氣壯。如果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只要說清楚P2P共享技術是否造成了危害,這個危害程度有多大。
勞倫斯·萊斯格提供了一個分析方法。他將使用共享文件的人分成四類:
有些人使用網絡共享的方式取代了原本進行的購買和消費,例如某人發現周杰倫的新專輯可以在VeryCD上下載之后,就放棄了購買的計劃。
有些人在購買唱片之前會把唱片下載下來試聽一下。某人不知道周杰倫的新專輯是否好聽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周杰倫這個歌手的存在,于是下載了他的歌,然后決定是否購買。
有些人通過共享獲得了一些受著作權保護,但著作權人已經不再銷售的東西。20年后,某人從網上下載了周杰倫的《雙截棍》,周杰倫仍擁有版權,但他已經不再賣唱片。
有些人通過共享獲得了沒有著作權或者著作權人放棄著作權的資料。如耶魯大學的公共課程,可以在網上自由下載。
這四類使用共享文件的行為中,第一種對著作權人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第二種雖然不合法,但對商家而言有一定益處,第三種不合法,但對商家也無害,而且有助于文化作品傳播,第四種完全無害。那么,弄清楚第一類共享害處有多大,其他共享益處有多大,就成為評估P2P模式的關鍵。
我們姑且以最近熱播的電影《讓子彈飛》為例,該片的制片方表示,由于盜版行為,他們的票房損失過億。我不知道這個數字如何得出,但這無疑是第一種共享方式危害性的體現。但在互聯網時代,制片方這種計算損失的方式顯得有失偏頗。如果考慮到這些盜版電影的觀看者(他們其中很多人都是活躍的網友)在網絡上對電影進行的評論、贊揚、詆毀,從而對這部電影起到的宣傳推廣作用,他們是否能彌補自己讓制片方損失過億票房的“罪過”呢?
如果這個數字無法統計,那么制片方或演員是否因盜版而獲益,有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例子。美劇《越獄》從未正式引進中國,但該片的主角文特沃斯·厄爾·米勒卻成為通用汽車在中國推廣雪佛蘭汽車的形象代言人,此外很多人因為這張英俊的面孔掏錢進電影院看了中影公司引進的《生化危機4》。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除了那些美劇迷,通用汽車和中影公司也是盜版行為的受益者?《連線》雜志主編克里斯·安德森認為,整個世界就是一個交叉補貼的大舞臺。失之東隅,就有可能收之桑榆,在互聯網時代,這個趨勢尤其明顯。
正如萊斯格所說,當知識產權擁有者情有可原地抱怨 “我們損失了這么多”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問問他們,“整個社會從P2P共享技術中得到了多少好處呢?我們的效率又提高了多少?我們又得到了多少本來得不到的東西?”
在寫這篇稿件時,我的電腦正播放著一名叫丁當的歌手的歌曲。在一個P2P音樂播放平臺發現她的名字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這么一位歌手,更不可能去收藏她的CD或去聽他(她)的演唱會,但現在,上述可能性出現了。我并非不以為恥地炫耀自己“踐踏”知識產權的行為,而是想說明,這是一種互聯網時代較為普遍的行為模式,政策制定者和企業應該承認并且認真對待這種行為模式,他們才有可能尋求有利于自己的管理秩序和商業格局。保護和尊重知識產權必須成為每個公民的共識,但與保護知識產權的滾滾潮流齊頭并進的,還有互聯網的共享精神,這二者之間如何平衡與融合,是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除非有商業之外的考量,否則,簡單禁止網絡共享的行為在如今的商業世界是難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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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免費的VeryCD可不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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