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4日，時任株洲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的楊平在紅網株洲論壇上實名注冊，公布自己的職務和反腐目的，接受網絡舉報，引發(fā)社會強烈關注，楊平被媒體稱為“中國網絡反腐第一人”。而如今，隨著楊平的調任，網絡反腐在當地逐漸遇冷，當年的“反腐風暴”到現在只能“勉強維持”（5月5日《法制周末》）。
網絡反腐固然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這一反腐手段在某一個地方的常態(tài)化使用，仍可能要以株洲為代表。確實，“中國網絡反腐第一人”楊平，將其個人行為上升至株洲市紀委的集體行動，使網絡反腐在當地具備了普遍效力，甚至給人以網絡反腐制度化的期望。正因如此，輿論曾寄望于“株洲模式”能全國推廣。但是，一個地方的普遍效力，并不代表一種反腐手段在一個地方具備了制度效力，楊平離開與“株洲模式”的旋即遇冷，即是最好的證明。
事實上，我并不認為株洲式的“網絡反腐”是個內涵明確的概念。以株洲為例，借助網絡而吸納民情民意，只不過體現了網絡的傳播價值，而最后的反腐作用力，依然是依靠傳統的信訪渠道進行。也就是說，網絡其實為民眾提供了一個新的、高效的信訪渠道。從網絡上反映問題，與信件、面對面反映問題，差別在于表達的渠道不同，互動的效率不同，但并無制度意義上的本質差別。
傳統渠道的信訪，民情民意并不可能短時間內傳遞到各級政府部門，甚至有可能層層遇堵。但網絡不一樣，它可以讓民情民意形成點對面的傳播，信息具有擴散性。官員有反腐的決心，可以通過網絡而暢達地了解民意。但請注意，無論是民意通暢表達，還是官員暢達地了解民意，最終還是需要一個制度化的表達——反饋機制。這個機制能否形成，以及網絡對之所起的作用，官員反腐決心所起的作用，更有決定性意義，是需要仔細思忖的。遺憾的是，株洲式的“網絡反腐”，仍然只停留于信訪的層面，是以官員決心為前提。
另外，當我們跳開反腐的“株洲模式”，翻看其他“網絡反腐”的成功案例，例如“周久耕案”，我們還可以發(fā)現：很多情況下的“網絡反腐”，是訴之于輿論，即網絡輿情凝聚為一定向度的輿論，帶來一個關注度較為集中的問題，并催動政府自覺自愿的行動，而不是依靠單純的官員覺悟。這類情況的“網絡反腐”，體現的是輿論效力。這種意義上的“網絡反腐”，往往要依靠問題的放大，信息的擴散，要符合輿論形成的一般規(guī)律，不然也難有實際效果。
網絡反腐的“株洲模式”一度成為輿論佳話，如今逐漸遇冷，想必讓人失望。當然，隨著“株洲模式”的遇冷，我們也可清醒地認識到，這個一度為人推崇的反腐模式，實際上直接與楊平的個人反腐魄力有關，而他的離開，意味著“株洲模式”的終結。現在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網絡反腐”如何脫離信訪的意義，脫離純粹的輿論效果作用，形成對官員行為無所不在的民意監(jiān)督？我想，要上升到這個階段，更需要的是網絡信息環(huán)境的建設，而不是單純在政府網站上提供發(fā)帖渠道。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網絡反腐”才能成為一個內涵明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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