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谷歌公司個別高層通過自己的博客，稱谷歌受到懷疑是受中國官方支持的黑客的攻擊，接著稱，因無力遵守中國有關法律，谷歌想退出中國市場。這個“意向”試探，從法律上講并不屬于什么正式的“退出”聲明，也可不視為谷歌的官方意向宣示，但還是引起軒然大波。中方一開始謹慎地把“谷歌事件”視為商業領域的孤立事件，表示谷歌退出與否都不會影響中美合作的大局，表達了對維持中美良好關系的期待。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谷歌的一個非官方意向表示，卻招來了美國官方的激烈反應，先是美國國務院人士的有關聲明，接著就是希拉里影射中國限制網絡自由的講話，接著就是奧巴馬的“徹查事件真相”的強硬談話，按法國一家媒體的說法，美國正把“很小的事搞成天大的事”。
眾所周知，網絡雖無國界，但法律的適用是有國界的，外國公司必須接受駐在國的法律管轄，這一點，身為法科出身并有過法庭辯訴經歷的奧巴馬和希拉里不是不知道。而說到網絡攻擊，據統計，全球每分鐘都在發生上億次網絡黑客攻擊事件，但籠統地說“攻擊”是無價值的。網絡攻擊力度與該國的網絡技術水平是成正比的，美方以前曾宣稱受到電腦普及率很低的朝鮮及古巴的“黑客攻擊”，是很難想象的，即便有，那也只不過是“蚊子叮老虎”式的攻擊。美國擁有無人匹敵的網絡技術力量，并公開養有“網軍”，而網絡攻擊可以通過別國服務器發動“栽贓”式攻擊，這也不是什么秘密，谷歌和美國一口咬定中國政府策動了對美國網絡技術最“彪悍”的搜索之王谷歌的黑客攻擊，那是沒有證據也是沒有道理的。
那么，美國為什么不惜損害中美關系執意要“做大”這件事呢？首先，中美關系自奧巴馬上臺以來走過近一年的“蜜月期”，就是所謂的“高開”。國際關系有時也尤如人際關系一樣，“高開”之后必然會有一段“低走”的調適階段。從歷史上看，奧巴馬的前任總統們處理中美關系的路線一般都是“先惡后喜”，“先疏后近”的規律，唯獨奧巴馬上任時因美國史無前例地面臨一大堆需要中國等國際社會密切合作解決的棘手事，才一開始就拔高中美關系，這注定了波動的可能性。由于奧巴馬近一年來的執政政績平平，支持率下降，通過中美關系轉移國內的視線，也算符合邏輯。
其次，金融危機之后中美實力格局的變動也決定了中美關系不可能是走直線。國際政治理論的建構主義者認為，身份和利益有著密切關系，國家是具有身份和利益的實體。中美之間也有著根本性的身份和利益的沖突，這些沖突隨著身份的變動會變得更激烈。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積極為發展中國家代言，發展中國家以及后發展的新興經濟體樂意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一超獨霸”的美國挫敗感，這決定美國保守力量鼓動“對華強硬”的反華路線，從而影響了中美關系短期走勢。
第三，冷戰后，美國發現圍堵中國的遏制政略并沒有起作用，轉而采用“不能遏制，就影響其發展進程”的對華實用主義政策。美國把“影響中國發展進程”的政策著力點放在網絡用戶上，對外宣揚網絡自由絕對主義，搞雙重標準，憑借在網絡技術及網絡實力上的超級地位，積極為某些勢力制造發揮空間。所以，美方對別國服從于美國的“網絡自由”，有著內在的渴求，一旦得不到實質滿足，就惱羞成怒，有種“圖窮匕見”的焦急感。中美鬧到這般動靜，恐怕始作俑者谷歌當初都沒有預料到，谷歌成美方價值外交的炮灰，這或是宿命。
（香港《世界華人》編委，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合總會專家委員會理事，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 和靜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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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和靜鈞：谷歌不過是美國價值外交的“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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