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部分谷歌中國員工是在2010年1月13日早上，從網絡新聞或是別人匆忙打來的電話中方才得知，美國總部幾個小時前在官方博客中發表聲明：“這些（來自中國的）攻擊和攻擊所揭示的監視行為，以及在過去一年試圖進一步限制網絡言論自由的行為使得谷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我們應該評估中國業務運營的可行性。”這將導致谷歌可能關閉Google.cn，撤出中國。據說即便是谷歌中國相當高層的管理者，也僅在前一天晚上接到通知。
很難想象一家市值1800多億美元、年收入在200億美元以上行業領袖級公司，會事先沒有任何鋪墊就拋出如此爆炸性的消息。但對標榜“不作惡”、承載著眾多人對商業的浪漫寄托的谷歌來說，這又是其典型的行事標簽。
谷歌已不是第一次因“退出中國”而被置于聚光燈和放大鏡下。在2006年，它就因年初被曝沒有ICP牌照、屬非法經營，年底亞太區市場總監王懷南和大中華區聯合總裁周韶寧幾乎同時離職，兩次陷于可能退出中國的傳聞中。而在其第一任大中華區總裁李開復于2009年9月離職后不久，谷歌退出中國的傳聞便第N次出現。
如今，狼真的來了。
在此之前，因對中國商業環境不滿而萌生退意或發難的跨國公司并非沒有先例——比如，在1993年因對勞動力問題不滿而撤出中國市場的服飾品牌李維斯，或是疲于應對政策限制而退出的時代華納影院，但是沒有誰會像谷歌這樣如此公開地將自己置于中國監管機構的對立面。
在這場夾雜著商業、政治和道德的多重博弈中，谷歌的驚人之舉無論是真的在堅持平等傳播和開放互聯網的價值觀；還是利用理想主義掩飾自己的商業失敗；抑或尋求更好的談判籌碼，可以肯定的是，如今的局面是從谷歌2005年7月進入中國后，其總部、大中華區和中國監管機構三者間累積的種種矛盾的一次總爆發。任何一方都不是絕對無辜的受害者。
后李開復時代
回溯谷歌入華以來，其在中國的軌跡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
初始的團隊搭建和磨合階段結束于2006年4月。其時谷歌已發布在總部引起爭議的中文域名Google.cn，并因借用趕集網的ICP牌照而在中國陷入麻煩。但這些都擋不住谷歌立足中國的決心，其全球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親自來華，在4月12日宣布“谷歌”這一千挑萬選的中文名，并將刻有中文“谷歌”的印章交給大中華區負責人李開復和周韶寧。
接下來的3年，雖然波折不斷，但谷歌中國整體維持向上態勢。2006年底，谷歌中國“三駕馬車”中的周韶寧和王懷南前后離職。但之后，幾乎墜入谷底的谷歌開始進入螺旋上升期，先后與中國移動、迅雷、新浪、天涯和巨鯨網合作，并以收購265.com、投資康盛創想和嘗試網吧推廣等做法接近草根用戶，同時推出谷歌拼音輸入法、簡短域名g.cn、春運地圖和谷歌音樂等本土化產品，市場份額也升至其歷史上的最高點。
但此后，谷歌中國開始急轉直下。2009年3月，YouTube在中國境內遭屏蔽，這讓總部感到不滿。更糟糕的是發生在6月的“涉黃”事件，這對任何一家公司而言都是難以接受的巨大災難。緊接著，谷歌中國的締造者和代言人李開復在9月宣布辭職創業，谷歌中國徹底終結青春期。
李的接班人劉允和楊文洛分別于2008年1月和2007年3月加盟谷歌。當時恐怕他們誰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在日后成為見證和影響谷歌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鍵人物之一。
尤其是負責運營和銷售的劉允。在加入谷歌之前，其在韓國SK電訊當了6年的中國區CEO及總裁，相比微軟出身的李，外界很難看懂谷歌為何需要這樣一個并不顯眼的韓資電信背景高管。據了解，劉入局原因或許有二。其一是在難以尋覓到合適的互聯網背景運營負責人的同時，希望加強谷歌中國的銷售；其二，這是李開復與總部“決策中心放在亞洲”決定相抗衡的妥協結果。為給谷歌中國爭取更多自主權，李曾要求大中華區所有業務均向自己匯報，但未成功。無論是此前的周韶寧還是之后的劉允，都直接向亞太區匯報。
在此背景下，劉允初來時的一個標簽便是“李開復可以接受的人”。但劉并非軟弱之人。據了解，他在谷歌中國內部的評價集中為“公正、嚴苛、完全結果導向”。初來乍到時他就對銷售團隊進行了非常嚴厲的管理，不僅員工業績考核與數字嚴格掛鉤，甚至會每天在辦公室轉轉，看誰缺席。當時，谷歌臺灣的總經理因3個季度未達銷售目標，直接被開除。
這種作風使谷歌的銷售效率和業績在劉允進入后有了大幅提升，但在這種創新主導的寬氛圍公司中，劉也被一些人認為沒有那么“谷歌”。據了解，李開復離開后劉允的一個重要戰略轉變，是將谷歌中國的資源集中于京滬廣深杭5個主要收入來源城市，以此在短期內迅速提升收益。這種做法無疑引起爭議。
谷歌中國的另一位主導者楊文洛則有著深厚的研發背景，曾用4年時間將英特爾在中國的軟件實驗室打造成國際級的產品創新中心。雖然與李開復都是技術出身，但據說楊更傾向于把谷歌中國變成全球研發基地。
由這樣兩人同時主導的谷歌中國，必然不同于李開復時代。一種未經官方證實的說法是，谷歌中國在業務上將更趨務實，并應當擺脫新媒體色彩回歸技術。這種轉變或有助于谷歌中國立足于復雜的中國環境，據說2009年11月谷歌曾受邀參加某次政府會議，并得到認可。
但這并不能掩蓋谷歌中國在總部和監管機構間的兩難境地。這種三方博弈從其入華以來從未停止，李開復曾憑借自己在行業中的資深背景和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在其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斡旋角色，在總部為谷歌中國爭取種種寶貴的支持和信任。
比如，其與谷歌CEO施密特私交很好，后者常在董事會上支持谷歌中國。很多來自微軟的谷歌高管也對李開復很有幫助，即便不便公開表示支持，他們也經常私下給些諸如應該相信誰、這事找誰去比較合適的建議。此外，李將谷歌中國從無到有搭建起來的功勞，也為其在谷歌內部贏得很大尊敬。
同時，李開復在溝通方面的技巧也有助于谷歌中國趕在問題爆發前就打點清楚各個環節，而非等到不可收拾時再去對抗或妥協。“他知道回郵件時怎么既讓對方有面子又能把事情擺平，知道郵件應該發給誰、回的時候又應該抄送誰、不抄送誰。”一位谷歌前高管曾對本刊表示。
李這些出于性格天賦和前半生職業積累的訣竅在劉允身上顯然難以復制。雖然劉同樣有著谷歌總部和中國員工的支持且能力斐然，但如何坐穩這把“熱凳子”并使之降到常溫，對其仍是相當的挑戰。不過，若將谷歌總部的突兀決定完全歸咎于谷歌中國新團隊的溝通失職，卻也有失公允。
帶著鐐銬起舞
谷歌出事后，李開復在其微博上寫下：“一個明知船在沉沒的船長絕不會棄責而逃。”
可以肯定，李對谷歌總部此次的突然聲明事先一無所知，但他必然清楚谷歌中國這條船久已處在漩渦中。一個熟悉李開復的某跨國公司高管曾向本刊表示，李在谷歌的后半段生活像“夾心蛋糕”，“非常不快樂”。個中原因不難想見——總部和監管機構往其肩上施加的負擔日益沉重。
任何時候都顯得溫和、耐心且善于與人交往的李開復在政府公關上頗費心思。2008年中，百度的一位高管曾對本刊表示，谷歌中國當時是工信部樹立的典型，這讓百度艷羨不已。
但隨著中國互聯網監管的愈加嚴格，谷歌對中國市場是否值得爭取、中國規則是否值得遵循的爭議日益增多。總部員工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多元，其開放的文化又支持對中國持保留態度的員工不斷對中國問題提出異議。李一再周旋其中，但事態發展給他和谷歌中國留下的騰挪空間越來越小。
一個插曲是，早在進入中國時，總部雖表示對谷歌中國團隊寄予厚望，但不允許其工程師在國內隨意訪問某些源代碼。據曾就職于谷歌美國總部的人表示，做出這個決定的是谷歌工程部的一名高管，且此舉并非出于個人利益，而是意識形態使其對中國心存芥蒂。當時，李開復正忙于應付微軟的訴訟，雖與施密特就此事進行過探討，卻沒顧得上將爭論到底。一個更為著名的“自由斗士”是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在俄羅斯長大的他對政府內容審查非常反感。
這種始終存在的意識形態分歧，加之中外商業環境和游戲規則的迥異，為谷歌中國今天的命運埋下伏筆。一個大概無人愿意承認的死結是：谷歌中國越想成功，就越必須本土化；但其越本土化，越可能背離總部的想法和做法；而越聽從總部的安排，越難以本土化，也就越難以成功，最后還是無法得到總部諒解。
在2008年下半年和《環球企業家》談及“谷歌創始人之一布林公開對中國表示不滿”一事時，李開復曾表示：“他是一個技術天才，想到什么就說什么。蓋茨也會說這些，所以不用特別在意。中國的決策還是由埃里克來做。”
作為對營收直接負責的職業經理人，顯然施密特更能平衡意識形態與商業利益間的關系，但谷歌中國團隊仍需在其中進行巧妙而職業的溝通。一個不為外界所知的故事便是2005年10月的臺灣地圖事件。
當時，一個在谷歌總部實習的工程師收到一封用戶郵件，對方宣稱谷歌地圖中臺灣被標注為“中國一省”是錯誤的，該實習生沒做太多思考就將這幾個字去掉了。此事旋即在中國引起軒然大波，用戶的強烈抗議和政府壓力讓谷歌中國措手不及，在將地圖恢復原狀后，還須向中國監管機構和網民致歉。雖然谷歌中國認為道歉理所應當，在總部這卻是一個問題。如果道歉言辭不當，就會給持異見者新的攻擊口實。
絞盡腦汁后，負責處理此事的谷歌中國高管用中、英文撰寫了意思相同的兩封信，先交給總部審閱，通過后再遞交中國監管機構。其中的奧妙是，這兩封看上去表達完全一致的信，在“policy”這個關鍵的單詞上，中美兩邊都可按照自己傾向的方式解讀——在中文里它可以被翻譯為“法規”，而在英文中則可被理解為“法律”。也就是說，在中方看來，谷歌中國為沒有遵循中國國情而道歉，美國總部則認為道歉是因為沒有遵守一國法律，自然不便置喙。
過去幾年中，這種微妙而艱難的平衡在李開復的小心經營下一直維系著，直到2009年6月“涉黃”事件將矛盾推向新高。這大概是ICP牌照問題之后谷歌中國經歷的最艱難時刻。一位離職不久的谷歌前員工對本刊表示，在ICP牌照后所有退出中國的傳言中，李開復和谷歌中國管理層僅對“涉黃”事件引發的騷動作出過正面回應。“他說谷歌肯定不會撤離中國，請大家放心。”
這件事的嚴重程度不言而喻。據說，李開復為此找到美國商務部部長駱家輝，通過美國商務部和商會等渠道與中國監管機構協商解決。最終，雙方的妥協結果是屏蔽Google.com，同時中止Google.cn的聯想詞搜索業務，并進行整改。
看上去，谷歌中國再次化解了危險，但其中潛藏的問題再次凸顯。對谷歌總部而言，將美國商務部這樣帶有政治色彩的力量牽扯進商業事件并不值得嘉許，對中國監管機構而言，這種求援同樣讓人不快。
類似事件的累積終于將李開復置于“不如歸去”的境地。據熟悉谷歌的人表示，李開復為爭取市場份額曾在2009年上半年申請一筆資金做營銷，谷歌總部本來就反對營銷、堅信只要產品足夠好就能吸引到用戶，更因經濟危機停掉全球所有市場招聘預算，這個要求自然絕無可能滿足。最終，此事成為壓倒李開復的最后一根稻草。
據說李在離職前曾帶領一批高管拜訪多名中國監管機構高層，而在本刊最近一次采訪李開復詢問其在谷歌的遺憾時，他的回答是沒有更早、更堅決地讓谷歌總部高層理解中國的具體現實。
蝴蝶效應
一個被廣泛討論的問題是，谷歌究竟是不是為了“做正確的事”而放棄商業利益。
引發這種質疑的主要原因在于，大中華區的營收在谷歌全球收入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雖然沒有明確統計數據，最樂觀的推算結果也將這一數字置于3%以下。看上去，谷歌放棄的是一個無足輕重且長期難有起色的市場。但不要忘記，跨國公司們對中國的追捧并非為了眼下利益，而在于對“明日之星”的寄望。因此，微軟和惠普已明確表示對谷歌決定的不理解和不跟隨。
實際上，在英特爾、諾基亞、摩托羅拉和戴爾這幾家跨國IT公司2008年的收入中，大中華區所占比例分別約為13%、13%、7%和5%，而根據全球第一大PC制造商惠普2008財年第四季度財報，“金磚四國”總體收入才占其全球收入9%。這些并沒多高的數字已是非常不錯的成績，且還得益于其產品是芯片、手機和PC等實物，中國在作為消費市場的同時還是很好的生產基地。相比之下，微軟這樣主要依賴無形產品的IT公司大中華區收入不到全球收入的2%，而雅虎、eBay和美國在線等互聯網公司在中國均已敗走麥城。
公共事物及戰略咨詢公司安可顧問（APCO Worldwide）的一名高級顧問表示，很多公司入華是因為認為不能不進入一個增長如此迅速的市場，但若發展勢頭不好，它們就會設想沒有中國市場也可以。對谷歌中國而言，要超越百度確實越來越難。艾瑞數據顯示，2009年第三季度谷歌在華市場份額僅為17.9%，連續3個季度出現下跌。
當可預見的短期商業利益并不值得捍衛時，谷歌在中國遭遇的道德困境可能促使其做出激進決定。但必須指出，如果谷歌真的受到有關知識產權和用戶數據竊取的攻擊，其撤出決定就是對其全球品牌和業務基礎作出的保護性反應。
現在，中美政府都已參與進來，而在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于事發當天發表期待中國監管機構給出解釋的聲明之前，谷歌中國的員工就已無法登陸谷歌內部網絡Moma。雖在逐漸恢復，在事態進一步明朗化之前，谷歌中國無疑已陷入停頓。
和谷歌中國員工一起陷入迷茫的還有用戶和合作伙伴。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谷歌中國辛苦建立起的種種聯系將受嚴重影響。最直接的就是一旦關停Google.cn，谷歌地圖和谷歌音樂等本地產品將“流離失所”。據說，原本不久后谷歌音樂將推出新功能，但現在即便是與之相關的谷歌員工也不知會怎樣。谷歌音樂合作方巨鯨網的投資人章明基對本刊表示，就算谷歌退出也還有可能合作，但肯定會受很大影響，目前還在靜觀事態發展。這一表態頗具代表性。
除了谷歌中國，最受關注的當屬百度。谷歌是百度自成立起就必須面對的天敵，現在，10年往來交戰形成的搜索市場格局忽然可能徹底打破，幾乎所有人都將百度視為最大贏家。
李彥宏在百度10年慶典上對此事的回應是：“無論谷歌退不退出，都不會影響百度的戰略部署。還有人說，如果谷歌離開，百度會一家獨大、喪失前進動力。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世界上還有很大的版圖等待我們去填充。”
如是言論并不能讓人釋然。谷歌中國雖在市場份額上長期與百度相去甚遠，但在很多鏈條上都是制衡百度的最大力量。一旦失去這種制衡，眾多利益相關方都面臨著一個巨大的寡頭壟斷。比如，網絡廣告投放價格和服務質量是否會因百度一支獨大而失控？阿里巴巴等谷歌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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