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釣魚執法”事件說明，公眾和輿論的是非判斷力已今非昔比，想像傳統社會那樣，企圖通過壟斷信息或者通過有選擇地發布信息的手段操控輿論，已經不太可能了。
“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使用法律正確，取證手段并無不當”，上海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20日給“10·14”事件的這個定性，被當事人孫中界和輿論強烈質疑。浦東新區人民政府新的調查報告說，“這個調查簡單草率，結論與事實不符，誤導公眾和輿論”。
那么，公眾和輿論被“誤導”了嗎？現在“誤導公眾和輿論”有那么容易嗎？
事實上，根本沒人相信“取證手段并無不當”有任何可信之處，可信的只是它的欺騙性，只是它對政府形象的小丑般的惡搞。要說公眾和輿論被這樣的調查報告“誤導”了，那是對公眾和輿論基本道德感和判斷力視而不見。
如果說“取證手段并無不當”的結論“誤導公眾和輿論”，這反而有可能“誤導公眾和輿論”。其實，再調查后的準確表述應該是此前的結論“企圖誤導公眾和輿論”。但人家并沒有用關鍵的“企圖”二字，因為加上這兩個字，就等于把炮制虛假報告的執法局的主觀惡意揭開了，也就等于一點面子都不留了。看來，不用“企圖”這兩個字不是疏忽，而是刻意為之：只描述結果，回避愚弄公眾和輿論的動機，盡力淡化這個虛假報告的惡劣性質，以減輕公眾和輿論的道德討伐力度。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是對公眾和輿論的一次真正的“誤導”：表面上的嚴肅，可能深藏著對“自家孩子”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憐憫之心。不知這是否為以后減輕責任埋下了伏筆：比如“調查簡單草率”的說法，可以解釋為公眾和輿論逼得太急，因此調查取證太倉促，導致“結論與事實不符”，并沒有欺騙公眾和輿論的故意等等。但愿不是這樣。
事實上，像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那樣，以虛假調查報告這種小聰明“誤導公眾和輿論”，難度已經越來越大了。為什么呢？一個重要原因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民智漸開，公眾和輿論的是非判斷力已今非昔比，想像傳統社會那樣，企圖通過壟斷信息或者通過有選擇地發布信息的手段操控輿論，已經不太可能了。不正視這一點，就是在社會的巨大進步面前神經麻木。
通過這次事件，我們的公共事務管理者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公眾和輿論面前的任何小動作，都可能失去公眾和輿論的信任，最終離民眾越來越遠。對此如果沒有一點自省，手中的權力很可能就會成為沒有任何禁忌的極端權力，這樣的權力將沒有任何道德底線，眼里只有自己的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哪怕你把十根手指都剁掉，又“關我什么事”？
欺騙輿論比“釣魚執法”更惡劣。對“釣魚執法”要嚴肅處理，要認識反思；對炮制虛假報告欺騙輿論的行徑更要嚴肅處理，更要認識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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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欺騙輿論比“釣魚執法”更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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