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創造不了價值，第一是缺少土壤，這個土壤就是產權保護制度。在硅谷，大家拼命地加班，說不定哪天就一夜暴富了。我有一個朋友，當年我去美國的時候，他的公司比華為還大，他抱著一夜暴富的想法，二十多年也沒暴富。但像他一樣的千百萬美國人，有可能就這樣奮斗畢生，也有可能會擠壓出某一個人的成功，比如喬布斯，比如扎克伯格。也就是說，財產保護制度，讓大家看到了“一夜暴富”的可能性。
異軍從何突起
沒有產權保護，創新的沖動就會受抑制。Facebook的出現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但要是在中國出現的話，有可能被拷貝抄襲多遍，不僅原創者會被拋棄，連最先的抄襲者也會家破人亡。但在美國有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你是不能抄的，你抄了就罰你幾十億美元。這么嚴格的保護制度，誰都知道不能隨便侵犯他人。實際上保護知識產權是我們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別人用來打壓我們的手段，如果認識到這一點，幾十年、上百年后我們國家的科技就有希望了。
科技不是一個急功近利的問題，一個理論的突破，構成社會價值貢獻，需要二三十年。雅各布突破CDMA的時候是上世紀60年代，是我們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們怎么能一看到高通賺錢了，就感慨怎么我們不是高通呢？二三十年前我們還在搞“文攻武衛”，高通CEO那個時候，流行誰讀書誰愚蠢，所以我們今天把心平靜下來，踏踏實實做點事，也可能四五十年后我們就有希望了。但是現在我們平靜不下來。中國的大學教授，要比論文數量，但又產不出這么多來，就只能去抄，抄論文還能有什么創新獲得諾貝爾獎呢？我們必須要改變的是學術環境。
在我們公司的創新問題上，第一，一定要強調價值理論，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一定是為了創造價值。但未來的價值點還是個假設體系，現在是不清晰的。我們假設未來是什么，我們假設數據流量的管道會變粗，變得像太平洋一樣粗，建個諾亞方舟把我們救了，這個假設是否準確，我們并不清楚。如果真的像太平洋一樣粗，也許華為押對寶了。如果只有長江、黃河那么粗，那么華為公司是不是會完蛋呢？這個世界上完蛋的公司很多，北電就是押寶押錯了。中國的小網通也是押錯寶了，押早了。小網通剛死，寬帶就來了。
英雄常常是生不逢時。有一些人性格很剛烈，大家不認同，如果生在抗戰時代說不定就是英雄，說不定就能當將軍。我們是從人類社會的需求和價值基礎上，假設將來數據流量會越流越大，但這不一定符合社會規律。馬克思理論假設的前提是那時候沒有汽車、沒有飛機，他說的物質極大豐富，準確定義是什么呢？因為馬克思沒有拿出標準的數學公式來，我們還以為有更高的標準。所以我們現在的假設是要接受長期批判的，如果假設不對，那我們就要修正。首席科學家要決定帶領我們往哪里突破。
第二，在創新問題上，我們要更多地寬容失敗。寬容失敗也要有具體的評價機制，不是所有的領域都允許大規模失敗。我們是高端研究領域，模糊區域更多。有一些區域并不是模糊的，就不允許他們亂來，比如說工程的承包等都是可以清晰數量化的，做不好就說明管理能力低。但我們進入的是模糊區域，我們不知道它未來會是什么樣子，會做成什么。因此，在思想上要放得更開，你可以到外面去喝咖啡，與人思想碰撞，把你的感慨寫出來，發到網上，引領一代新人思考。也許不只是華為看到你了，社會也看到你了。當你的感慨可以去影響別人時，別人就順著一路走下去，也許他就成功了。所以在創新問題上，更多的是一種承前啟后。
作為科學家，也許你對人類的預測，你最終也看不見，但是我覺得這并不一定錯誤。
比方說中國人吳仲華在上世紀50年代寫了渦輪機械三元流動的方程，發表了論文。英國按照這個理論做了第一代斯貝發動機。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訪問英國，問我們可不可以引進生產，英國說可以呀，小平很高興，就站起來向英國科學家致敬。而英國的所有科學家都站起來向中國致敬，因為這個技術是中國發明的。這時吳仲華正在湖北五七干校養豬。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漢語拼音。1979年，復旦(微博)大學教授周有光認為要到國際標準化組織去陳述中國對文字的觀點，別人就邀請他去了。上飛機之前，單位告訴他，因為你是外方邀請的，單位不負責所有差旅費。于是，他一分錢補貼也沒有就去了巴黎。他用了三年的努力，從國際標準化組織那兒爭取到中國要使用的拼音文字。不然，我們的漢字就無法融入電腦時代。因此，要構成一個突破，需要幾代人付出極大的努力。
現在到處都在討論自主創新的問題，我特別不同意，為什么一定要自主？自主就是封建的閉關自守。我們為什么要排外？我們能什么都做得比別人好嗎？我們在創新的過程中強調只做我們有優勢的部分，別的部分我們應該更多地加強開放與合作，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構建真正的戰略力量。我非常支持異軍突起的創新，但要在公司的主航道上才好。所以，一定要避免建立封閉系統，而是要建立一個開放的體系，特別是硬件體系更要開放。不開放就是死亡。
鼓勵產生將軍的機制
華為從當年三四十臺模擬交換機的代理商走到今天，在于有將軍的長遠眼光。為什么我們現在就產生不了將軍呢？是文化機制問題、考核機制問題。胡厚昆(華為高級副董事長)說過，我們的利益機制要從“授予”改成“獲取”。授予就是我們上面來評，該給你多少錢該給他多少錢。以后我們改成“獲取”、“分享”，將給整個考核機制倒過來，以利益為中心。為什么我們的機關這么龐大，是因為機關來分錢，機關先給自己留一塊，自己發得好，工資也漲得好，剩下的讓在阿富汗的弟兄們分，結果他們拿不到多少。這就是一種不能鼓勵產生英雄的機制，不能產生戰略的機制，所以我們現在要調整過來。
在調整的這個過渡時期，我們呼喚更多有戰略眼光的人走到管理崗位上來。我們看問題要長遠，我們今天就是來賭博，賭博就是戰略眼光。我們賭什么呢，賭管道會像太平洋一樣粗。
我們要做到太平洋的流量體系，有沒有可能做到？舉個例子，空中客車和波音的競爭，波音就假定了這個世界是個網絡型的世界，點到點的飛行，這樣不需要樞紐中轉就可以直達各個小城市，因此波音沒有做大客機，波音在小的點對點上改進，做點對點的飛行。而空中客車假定是“樞紐”型，到法蘭克福先坐大飛機，再轉小飛機，所以三百人的飛機就首先問世了。
再比如，當前在終端OS領域，Android、iOS、Windows Phone 8三足鼎立，形成了各自的生態圈，留給其他終端OS的機會已經很小。如果說這三個操作系統都給華為一個平等權利，那我們的操作系統是不需要的。如果他們突然斷了我們的糧食，Android系統不給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統也不給我們用了，我們是不是就傻了？同樣的，我們在做高端芯片的時候，我并沒有反對你們買美國的高端芯片。我認為你們要盡可能地用他們的高端芯片，好好地理解它。只有他們不賣給我們的時候，我們的東西雖然稍微差一點，但也要湊合能用上去。我們不能有狹隘的自豪感，這種自豪感會害死我們。我們做操作系統，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樣的道理。主要是讓別人允許我們用，而不是斷了我們的糧食。斷了我們糧食的時候，備份系統要能用得上。 上一頁1 23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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