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將近十點鐘，手機響了，是一位老年讀者張伯伯打來，這已經是他第N次來電話反映寬帶資費問題了。對于退休金不到2000元的他，每月150元左右的寬帶費算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他的疑問是，為什么寬帶不能像公交卡一樣，對70歲以上的老人免費呢？
像張老伯一樣苦惱的還有我的父親。每個星期，我都會與遠在千里之外的父親用電腦視頻聊天，但當上海家中的寬帶已經超過20M時，父親家里的寬帶仍只有1M，所以每次聊天都是在斷斷續(xù)續(xù)的語音、疙疙瘩瘩的畫面跳幀中進行。老家的寬帶資費倒是便宜，每個月只有30元，但升速到10M？父親說打聽過幾次，都沒有動靜。
這雖然是兩個小故事，但卻拷問著即將出臺的國家寬帶戰(zhàn)略。
很多次曾將張老伯的疑問提給運營商，為什么不能提供差別性定價？為什么不能給弱勢群體提供較低的寬帶資費？大多時候，他們只是“無奈地望著天，嘆口氣把頭搖。”倒是一位基層運營商員工為我解答了疑問。在他的一天中，一睜開眼就要想的是，“收入增長率低于平均扣200元、移動出賬用戶滲透率低于上月扣20元、移動用戶月均離網率高于上月扣10元……”如果指標完不成，整個月的績效獎金還要被扣。這位員工的遭遇正是濃縮版的電信運營商，每年增長的央企考核指標壓力，使得企業(yè)很難考慮更多的資費下降方案。
更大的壓力來自網絡投資。9月4日，中國聯(lián)通在北京發(fā)布了其“智慧城市”戰(zhàn)略，將發(fā)展城市光網絡、WCDMA無線網絡、WLAN三大網絡，此前，中國移動的“無線城市”和中國電信的“光網城市”戰(zhàn)略均已開始推進。為了推進各自的戰(zhàn)略，僅在2011年，三大運營商在寬帶上的投資便將近700億元。由此，便很容易理解，為什么老家的寬帶遲遲不能升速，背負巨大資金壓力的運營商，在商業(yè)利益的驅動下，優(yōu)先建設發(fā)達地區(qū)的網絡，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但由此引發(fā)的中西部與東部之間的“數字鴻溝”拉大，最終破壞的將是整個社會的平衡。
雖然幾度傳出風聲，國家寬帶戰(zhàn)略即將于年底前出臺，但事實上，在出臺國家寬帶戰(zhàn)略的時機上，中國已經錯過了最初的熱潮，當新加坡、日本、韓國、中國香港等地的網速早已上升至百兆甚至G時，盡管不同調查機構數據不同，但中國網速的排名始終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出臺國家寬帶戰(zhàn)略刻不容緩。但是，戰(zhàn)略中的“國家”到底意義在哪里？政府在其中應承擔怎樣的責任？
像張老伯這樣的弱勢群體和記者老家這樣不發(fā)達地區(qū)對寬帶的不滿，反映出的根本性問題是：寬帶服務究竟是普遍性服務還是商業(yè)服務。人們更擔憂的是國家寬帶戰(zhàn)略能否真的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單純將此戰(zhàn)略定位于加大投資、提高速率、鋪設第四張、第五張全國光纖網絡，而不考慮政府與企業(yè)在此建設中各自的定位，將普遍服務和商業(yè)服務間的分界厘清，那未來的寬帶很可能是又一個高鐵：富人很開心，窮人坐不起。通信業(yè)老專家高仰止稱這種現象為“劫貧濟富”。
現在，對國家寬帶戰(zhàn)略最多的猜想是，政府到底給錢，還是給政策。給錢？在4萬億大投資過后，這種國外流行直接為運營商埋單的方式，并不被很多專家學者看好，尤其是其中可能產生的貪腐和利益糾葛，更讓政府行動謹慎。但政府能否為老百姓應用直接埋單呢？比如像張老伯這樣的老年人，還有其他殘疾人及農村貧困家庭，能否讓其免費享受最基礎的寬帶服務，哪怕網速只有1M、2M。給政策自然是最可行的方案，不少電信人懷念上個世紀80年代的電信黃金十年，正是因為當時一系列的免稅、刺激政策，使得企業(yè)在政府投資很少的情況下，迅速普及了電話。然而，政策是否具備可操作性？尺度的拿捏把握，尤其是具體操作細則，最好能一次性出臺，而且直接可行。前車之鑒是，雖然三網融合戰(zhàn)略出臺已經兩年多，但在業(yè)內看來，實質性的進展仍然太少，太慢。
其實，無論給錢還是給政策，無論是普遍性服務還是商業(yè)服務，國家寬帶戰(zhàn)略中的“國家”之意，無非是，上則提速國家發(fā)展，下則惠及百姓民生，只要兼顧這兩點，像張老伯這樣的夜半電話，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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