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工業和信息化部下發《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一步進入電信業的實施意見》(下稱“實施意見”),明確了民營資本進入電信業的8個重點領域。
該實施意見被認為是貫徹去年5月13日,國務院發布《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有關鼓勵民營資本進入包括電信在內的6大領域的落實性政策。
隨后,在工業和信息化部電信經濟專家委員會的夏季沙龍會上,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郵電大學、國家發改委研究中心以及各大行業機構的專家均表示,實施意見可謂是加入WTO 12年來,通信業的又一次破冰,有著非常大的現實意義。
如果說以往的電信改革主要解決的是企業體制改革、優化國有企業競爭格局的問題,針對的是通信業內部和國企間的發展矛盾,那么現在的外部環境引發的發展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了以往電信改革的范疇。
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數據,2011年通信業全年主營業務收入約1萬億元,且每年收入增速不低于當年GDP。 從產值而言,電信市場是一個相當龐大的市場,但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三大國有電信運營商都不約而同遭遇“成長天花板”——用戶增長乏力、利潤增速下滑、惡性競爭迭出、轉型成效甚微等等。
與高度集中的電信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民營資本占據絕大多數的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領域則不斷發生令人驚喜的變化,產業主導權也在悄悄易手,剛剛公布的《財富》500強排行榜位次的更迭從側面印證了這一事實。
期待“鲇魚效應”
某種程度上,此次改革與歷次改革有某種相像,策略上都是引入外部競爭者進入電信業,希望引發內部質變。
不過相比過去,“內”與“外”的內涵已完全不同。從外部環境看,無論聯通還是鐵通的成立都是在行政之手強力干預之下,成立的國有控股企業,帶有鮮明的計劃經濟色彩。彼時民營資本仍只能在增值電信業務領域打轉。 上一頁1 234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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