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我國一個又一個的企業走出國門赴美上市，因納斯達克不要求盈利，審批也更容易通過。然而到美國融資似乎并非易事，進去容易活下去難，一旦上市就會有千萬雙眼睛盯著你，美國上市規則秉承的是寬進嚴出，而我國則是嚴進寬出。這也就理解為何我國財經新聞中時常出現“某某企業IPO申請被否”、“IPO過會率多少”的字眼，而鮮有說某主承銷商否決IPO。原因在于不同的規則，決定了不同的把關主體。
不妨來看看過去一年我們的IPO情況吧。2011年度滬深兩市成功上市的IPO企業為265家，上會被否企業為80家，新股發行數為歷史第三高，深交所的IPO宗數全球數第一。與此同時，新股上市首日破發公司數量激增至77家，全年跌破發行價的新上市企業有192家。承銷商與上市企業之間缺少了監督，更多的是利益共謀，這樣下去承銷商為了獲取更多的承銷保薦費用，會協助企業粉飾業績包裝上市，相關詢價機構甚至會幫忙抬高定價，這樣的企業上市只會坑了廣大股民。
美國之所以敢于讓企業寬進，是因為除證監部門之外每一位市場參與者都是監督員，當然也包括承銷商。在為企業撰寫招股說明書的同時，也是幫助企業規范公司治理，這不僅是對企業和投資者負責，也為自身聲譽負責。有研究數據顯示，承銷商聲譽與IPO抑價呈負相關，即承銷商聲譽越差,IPO企業募集資金越少，聲譽就是投行攬客招牌，承銷商若要承攬更多項目，必須愛惜聲譽。而研究人員對我國這兩項指標量化進行回歸分析，卻并未發現二者有明顯負相關。過去一年我國IPO被否公司涉及券商36家，有券商最多被否8例，IPO被否率最高的接近百分之五十。這樣一個不光彩的成績單卻并未給相關券商帶來相應的負效益。
解決這樣一個悖論，首先要從獎真懲偽入手，秉真承銷的券商沒有得到應有價值體現，作假者卻逍遙法外，這就造成道德風險與市場的逆向選擇。其次，要深化新股發行的市場化改革，尤其是詢價環節的改革。最后，完善退市機制，嚴厲的監管不應只在嚴進上，更應體現在上市后。
在現有的新股發行制度下，企業、投資者和承銷商三方中，市場信息不對稱等因素造成了廣大中小投資者處于弱勢地位，而熟悉上市企業情況的承銷商不去為投資者把關，卻幫企業蒙混過會，這樣的結果造成了企業圈錢、投資者埋單的惡果，這樣的市場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一個成熟健康的股市應當是幫企業融資、助投資者獲利的雙贏平臺，若實現此美好局面，處于中間位置的承銷商應避免與任意一方利益結盟，真正起到信息橋梁作用。具體在當下，我們更愿意看到IPO被扼殺在承銷商手中，而非上會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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