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活熊取膽事件引起廣泛爭議之際，前籃球巨星姚明悄然現身四川黑熊保護中心，呼吁人們愛護動物。此后，當歸真堂進行危機公關時，他又明確提出廢止活熊取膽行業。

與姚明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許多普通網民對此表現出明晰的抵觸情緒：你姚明富可敵國，自然有關心動物的閑情逸致，吾等要為稻粱謀的普通人卻不能不先考慮自己的利益——當許多底層個體還要艱難謀生時，關心黑熊等動物是不是顯得過于奢侈?

這類反對意見可能讓部分動物保護者惱火，但它卻敞開了一個事實：在關懷人和關懷動物之間存在某種微妙的聯系，因此，當人類內部的福利問題還未獲得充分關注之前，動物的苦怒哀樂很難進入大多數人的視野。對于率先提出動物福利觀念的西方人來說，情況也是如此：最早關心動物福利的個體都是人道主義者，首先被他們納入視野的是黑人、婦女、兒童、勞工階層等弱勢群體的利益;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發現底層人民常常被比作動物，意識到人和動物可能擁有共同的命運;于是，他們將關懷的范圍擴展到其他物種，倡導動物福利觀念。譬如，世界上首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的創立者威伯福斯，也是英國廢除奴隸運動的領軍人物。作為廢除奴隸貿易議案的提出者，他堅信所有弱勢生命群體都將最終獲得解放：當沒有財產的男人、婦女和小孩、奴隸相繼獲得關懷和解放以后，動物必將成為解放運動的最后受惠者。正是在無數威伯福斯的推動下，英國于1811年正式出臺《動物保護法案》。受英國影響，美國紐約也在1828年頒布《反殘酷法》，正式將動物置于法律的保護之下。現在，為動物立法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性的選擇。

“活熊取膽”與動物福利之爭

不過，迄今為止的大多數動物保護法案都有明顯的局限：它們幾乎都將人工養育的動物視為財產，因而必然尋求人類權利和動物福祉之間的平衡;作為財產的主人，個體和企業有權支配動物;為了保障動物的基本福祉，這種支配權必然受到限制。于是，動物保護法的設計者提出了一個底線原則：不能讓動物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首先，動物遭受的痛苦必須是非實質性的，其次，只有在絕對有必要的情況下，才允許這種痛苦產生。這種規定貌似溫和，實則不然：一旦專司動物福利的官員發現企業和個人造成了動物的實質性痛苦時，后者的行為就會被視為非法之舉。按照這個規定，歸真堂使用活熊提取膽汁，無疑毫無合法性可言：為了獲得膽汁，熊必須帶著傷口工作，這已經給熊造成了實質性的痛苦，違反了《反殘酷法》;同時，熊膽的替代產品已經出現，使用活熊取膽已經毫無必要;既造成了實質性的痛苦，又沒有必要性，活熊取膽的性質已經不言而喻。可以說，在實施《動物保護法》的國家，圍繞活熊取膽的爭論根本不會發生。

盡管如此，現有的《動物保護法》還是受到了廣泛的批評：將動物當作財產，無異于維護另一種奴隸制;保護被貶為財產的動物，不如廢除奴隸制本身;正如黑人、婦女、勞工階層應該享有權利一樣，動物也應該成為權利主體。如果不承認動物權利，那么，保護動物的目標就難以完全實現：“不必要的痛苦”之類措辭本來就顯得含混，實力雄厚的大公司可以通過各種手段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釋，讓動物保護流于形式。出于這種考慮，美國學者彼得·辛格等人于1973年明確要求“擴展道德的地平線”，將權利體系延伸到“我們自己物種的所有成員”和“其他物種”。為了證明自己的主張并非激進之言，辛格回顧了一個發人深省的事實——“‘動物權利’這個觀念過去曾被用來丑化‘女性權利’”：當女性主義者瑪麗·沃爾斯通卡拉夫特于1972年出版《為婦女權利辯護》時，劍橋大學的某位著名學者匿名發表了《為畜生權利辯》，對她極盡諷刺、挖苦、嘲笑之能事：“如果把權利應用到女性身上是合理的，那么，為什么這個觀點不能應用到貓、狗、馬身上?這些論證對那些‘畜生’是同等有效的，但認為畜生擁有權利顯然太荒唐，因此，通過這種推理得出的結論一定是不合理的，而如果應用到畜生那里是不合理的，那么應用到女性那里也是不合理的，因為這兩種情況運用的都是完全相同的論證。”將女性等同于“畜生”無疑令人憤慨，但它確實發生過。這說明人類生命和非人類生命擁有共同的命運，故而“我們如果只追求黑人、婦女和其他被壓迫群體的平等，而否認要對非人動物給予平等考量的話，那么，我們的根基是不穩定的。”在辛格看來，平等考量非人動物絕不僅僅意味著同情，而是像承認婦女權利一樣承認動物權利。

理清了動物福利觀念的精神譜系，我們就會理解姚明的選擇：姚明之所以會去看望一頭卑微的熊，是因為接受了這種敬畏生命的倫理學和法學;只有在生命受到普遍尊重和關懷的語境中，人和其他動物才能有尊嚴地活著;在活熊取膽被視為正常的地方，人的權益也難以獲得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需要的絕不僅僅是《動物保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