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財經日報：《桃姐》乍一看很像紀錄片，余力為的攝影也很樸實無華。采用這樣的方式，是不是為了凸顯情感的真實性？
許鞍華：主要是因為可以拍得很快，而且便于抓拍到養老院當時的狀況和其他老人的反應。劇組拍攝的那個老人院里，有一部分人是專業演員，包括秦沛、秦海璐等。有八位是老人業余戲劇團的團員，他們日常也演舞臺劇。那位假牙大伯，還有一些被護工喂飯的老人都是他們在扮演。生活不能自理才需要被喂飯，真人拍出來是有傷他們尊嚴的，所以請人來扮演比較好。剩下來三分之一的老人真的是里面的住客。我們吃飯的時候，問他們肯不肯一起吃啊，不介意的話就把他們一塊拍下來。
日報：《桃姐》展現了你對香港老齡化問題的一個思考角度。但我并沒有看到你在影片中急于傳達你的社會訴求。你的立場是什么？
許鞍華：社會資源永遠沒夠，特別是針對窮人。但是我們在拍《桃姐》的過程中發現，在物質條件并沒有特別完備的情況下，老人的生活沒有想象中的那么慘。我對這個問題心態平和，只是想如實地知道這個狀況，不添油加醋地給大家看。我的感受是，如果不那么恐懼，人到老年可以是另外一種狀態。
日報：影評人舒琪認為，你一直試圖在主流中保持平衡，一些商業因素，比如明星制度一直成為牽絆你作品的外在力量。你有沒有想過拍純粹的、個人化的藝術片，不找劉德華等大明星出演？
許鞍華：大明星不一定就不藝術，我的作品不排斥明星。現在我的號召力還不夠，不能找資金拍我想拍的題材。近期不可能，也許以后也不可能，拍戲經常會受到市場的主導，只是我們努力去擺脫這樣的主導。但是大明星肯演，只會對電影好，不會壞。
日報：你的電影非常關注邊緣群體，從早期的“越南三部曲”里的難民，到《女人四十》里中年師奶、《男人四十》的中文教師，再到天水圍的女性移民，你為什么會對處于邊緣狀態的人群有極大的興趣？
許鞍華：在香港拍戲，一直有所謂的主流。香港市場非常封閉，真正流行的只有武打和喜劇片，拍別的題材以前蠻困難，現在更困難，導演拍另類的題材簡直想都不敢想。我拍電影幾乎都是跟著心境走，而且我都沒有什么選擇的余地，有人愿意投資，可以開拍就不錯了。
這次《桃姐》上映后，我聽到人家反映說好，說這個戲能夠給他們不同的感受。我覺得，能讓觀眾知道多一點“另類”生活的狀況，激發更多的電影人來關注或者投拍諸如此類的題材，再好不過了。
日報：香港電影人紛紛選擇“北上”，而你還繼續堅守香港本土，從這里的人和事中汲取養分和靈感。
許鞍華：新聞報道常常說我還沒有買房子之類的。這都是真的，但我現在不太愿意渲染窮和慘，來討同情。我能夠保持健康，繼續拍戲，就已經很知足了。
從1994年開始，香港電影開始走下坡路，拍本地片子沒有市場，資金遭遇到很多困難。我不是刻意堅守香港，只是剛好有幾個題材是香港本土的，且被老板認可。我并不像別人說的那么絕望，雖然也會不得已拍不是自己感受的片子，但拍片大多跟著自己的心境走。你可以不接自己不喜歡拍的題材，老板又不是用槍指著你，不接就完了。
對于年輕人來說，出頭不是非要靠去電影公司下跪。我去溫哥華當評委，看了許多低成本的長片，幾千美元就可以拍，其創意不乏大膽的。
日報：你的影片以細膩見長，聚焦點往往在個人。有沒有想過拍一些格局大一點的影片，比如反映香港時代變遷的題材？
許鞍華：也不是沒想過。但資金不夠，時間不夠，時代背景不對，都是問題。比如，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從細節上講，比拍古裝片還麻煩。拍古裝片，沒有人跟你說這個不對、那個不準確，但那個年代的人還活著。
我的興趣不在重建歷史，因為沒有一個歷史背景是真實的，全是想象。我拍《半生緣》的時候，研究旗袍的款式，發現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時候，旗袍都是混在一起穿的。歷史的片段是并立的，重建真實幾乎不可能，而且工作量太大，未必值得，因為沒有人會去電影里頭看考證。
如果我有時間的話，會去拍一些紀錄片。跟蹤一個人五六年，讓素材豐富一些，出來的東西會比較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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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許鞍華： “人到老年可以是另外一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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