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馬一德說，“日本的歷史，就是一個技術趕超國的發展史。”
葉慧玨 上海報道
日本再次將希望寄托在“技術立國”上。
2012年3月中旬，日本國際貿易投資研究所收集的數據顯示，盡管2011年由于日本大地震及其后續影響，經濟復蘇之路異常艱難，財政收入捉襟見肘，但2011年日本知識產權收支盈余卻再創歷史新高。
自從2003年日本包括專利、商標和著作權在內的知識產權使用費首次轉為盈余之后，這項紀錄就一直保持到現在。雖然2011年日本的知識產權的海外收入受全球經濟影響減少了1.1%，但向海外支付卻減少了7.3%。
“這表明日本對海外知識產權的依存度正在降低，同時其技術立國的傳統在100多年的歷史中沒有發生本質變化。”北京市中關村知識產權戰略研究院院長馬一德向本報記者表示。
對于正在飽受經濟通縮、出口萎縮和貿易赤字之苦的日本而言，不斷增強的知識產權國際盈余，照亮了前路。
這正是日本100多年來賴以生存的國家發展道路。
“日本是一個致力于從戰時廢墟中重建技術先進的現代經濟。”日本一橋大學教授長岡貞夫曾經在《菊與鷹的相遇：日本和美國創新政策的共同演化》一書中一語中的。
如果把“戰時廢墟”理解成更廣泛意義上的艱苦時期，那么日本的國家道路，就是知識產權的發展之路。
從19世紀末期日本開始追趕美國技術，從模仿、改革到創新的模式持續了幾十年；而后，在美國貿易戰的打壓下，日本的發展勢頭被遏制，轉而開始著重于更前瞻的技術研發；進入新世紀，日本技術輸出國的地位不可撼動，知識產權的國際盈余正是從那時浮出水面。
馬一德說，“日本的歷史，就是一個技術趕超國的發展史。”
曾經的“小人”
資源匱乏的日本對于專利技術的重視程度，是在與美國專利競賽的“腥風血雨”中鍛煉出來的。
WIPO的統計數字顯示，美國、日本和德國是全球專利申請的領軍人，占申請量總數的58%。其中，2011年，美國的專利申請數量達到48596項，比2010增長8%；日本增長了21%，達到38888項申請，在總體數量和增長速度上直逼美國。
一百多年過去，日本與美國的技術競賽仍然在繼續。
“如果說模仿引進先進技術的做法是‘小人之舉’，那么日本曾經也做過‘小人’。”馬一德表示，“但是作為技術趕超國，這種做法無可厚非。”
19世紀后期，日本走了一條不同但與美國并行的道路。
“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與世隔絕后，日本面臨的是一個日益被技術領先的工業武裝到牙齒的外國軍隊游蕩的亞洲。為在這個歐洲無節制的殖民擴張時代保持獨立，迫切需要取得與外國技術的均勢，創建現代制度。”長岡貞夫在書中表示。
那時，技術出口國——主要是美國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相對較弱。二戰之后，日本的創新政策主要標志是重建那些原本帶動日本工業化的制度，迅速進口和改造國外技術再次成為關鍵的國家戰略。
日本的做法簡單地可概括為：在全球范圍內搜索可以獲得的最佳技術，然后引進、改造、改良。
這其中也有美國人的幫助。比如，1950年代末期，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受到多起反壟斷訴訟，于是美國司法部最終調停，要求AT&T以合理的費用，將在晶體管方面的關鍵專利許可給其他公司使用，其中包括外國公司。
日本正是抓住了這一機會，掌握關鍵技術，反過來成為向美國出口大量晶體管的產品輸出國，最后成功主導了用于消費電子產品的晶體管生產。
此后的一系列關鍵技術和產品都沿襲了這樣的道路：美國創新，日本模仿、改造和改良。電視、計算器、數字式電子手表和汽車等都是如此。
但漸漸地，從美國最初創新到日本成功改良并最終主導市場之間的周期似乎越來越短。
以半導體技術為例。1970年代末，日本在半導體存儲芯片DRAM(動態隨即存取存儲器)領域的技術突破，是整個半導體工業的技術驅動力，甚至已經超過了美國芯片技術，同時在某些情況下，其銷售價格還低于美國同行的生產成本。
“日本在模仿的過程中，一直試圖將美國的先進技術本土化，并且加入自己的核心附加值。”馬一德表示，“從這一角度來說，日本的模仿從來沒有突破過商業道德的底線，也從來沒有出現過假冒偽劣的風潮。”
美日專利競爭與貿易戰
197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發展，豐田、索尼、東芝(微博)與日立等老牌日本企業已經在美國市場嘗到了甜頭。
馬一德表示，產品、技術和定價權，是日本的“三駕馬車”。
而這引起了美國人的恐慌，在汽車城底特律，因為本土企業受到沖擊而失業的工人們，憤怒地燃燒著日本汽車泄憤。“他們并沒有意識到，豐田汽車之所以出名，是因為他們比美國人更周到，知道在駕駛座旁邊留出咖啡杯和太陽眼鏡架的位置。”馬一德表示。
面對咄咄逼人的競爭者，美國開始發起一系列針對日本出口產品的貿易戰。
彼時，除了運用明面上的反傾銷、報復性關稅和配額等貿易政策外，美國還向聯邦法院和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起訴，說日本出口商侵犯了美國廠商的專利權，同時向日本施加政治壓力，要求降低其半導體和計算機市場的壁壘。而這些產業，都是美國公司頗有優勢的地方。
這引發了兩國在專利領域的激烈競爭，日本作為美國技術的重要輸出和改進國受到了極大沖擊。
1982年，日本宣布了由政府資助的第五代計算機研發計劃。與此同時，日本三大電子企業就已經開始在國內外市場上銷售超級計算機，這使美國人擔心，在半導體方面被日本取代領先優勢的歷史，會在計算機領域重演。
于是，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與日本政府簽訂了一個旨在向美國的超級計算機生產商開放日本政府采購市場的協議。到了1990年代中期，美國政府還支持美國超級計算機制造商針對日本超級計算機在美國市場的銷售提出反傾銷訴訟，使得日本相關公司最終退出了美國市場，直到2003年兩國簽署“暫緩協議”為止。
為了在國家層面上的遏制日本技術專利，美國加快了國防部牽頭的“戰略計算計劃”，十年間在計算機領域資助額超過了10億美元。根據美國國家研究理事會2005年的報告，這一計劃直接影響了美國此后在計算機領域的絕對領先地位。
1990年代以后，日本的創新政策出現了重大進展，日本仿照美國出臺日版《杜-拜法》，強化創新能力，以此作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從1996年開始，盡管財政形勢嚴峻，但日本政府預算中對研究的支持有顯著上升。
也是在這一時期，日本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明顯加強。2002年開始，日本首相領導的知識產權政策本部協調進行一系列行動計劃，2005年又建立起知識產權高等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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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日本：專利“趕超國”的國家技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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