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政府的強力推動，阻礙了勞動者權益的提升。按照經濟規律，勞動力供應緊張，會導致工資的上漲，對于普通工人來說，這本是收入提高、待遇改善的良好契機。然而地方政府的強力介入則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這一進程的發生，尤其是大量的學生工強制性、制度化地被安排到富士康的生產體系中，大大降低了其用工成本，緩解了用工荒的壓力，進而喪失了通過提高工作待遇吸引勞動力的動力。納稅人的稅款和本屬工人的收入，就這樣被制度性地用來為資本逐利服務。
不僅如此，在重慶、成都和鄭州的調研發現，富士康的迅猛擴張還造成了征地帶來的嚴重問題。在重慶，由征地拆遷所造成的失地農民的就業、安置、補償等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完全解決；在成都，本來是給被征地農民建設的安置房卻被臨時征用作為富士康的員工宿舍；在鄭州的航空港區，征地農民由于補償問題屢次與有關部門發生糾紛；在湖南衡陽，當地政府更是開出包括零地價、代建廠房、提供住房、稅收返還一半在內的優惠政策吸引富士康落戶，可謂不惜血本、不計代價。
有地方政府開出如此的優惠條件，富士康當然樂享其成，其擴張成本可謂是極其低廉。而廉價的學生工、失地農民和納稅人，則成為公共權力助推下資本擴張的犧牲品。
二、實習之痛：生產線上的學生工
所謂“學生工”，是指以“工讀結合”的名義被用人單位雇用的在校學生，法律上稱之為“實習生”，但并不享有勞動法賦予的保障。調查發現，學生工已經成為富士康在中國各地工廠一個龐大的常規勞動群體。
2010年，調研組在深圳、昆山、太原、武漢的調查發現，富士康的生產車間在大量使用學生工。2010年暑假期間，約有10萬名在校學生被派往深圳富士康實習；同一時間，昆山富士康的學生實習工約為10000人，占整個廠區員工數的1/6；在重慶，119家職業學校承諾將學生派往富士康實習。2011年7月，針對富士康使用學生工的情況，調研組在深圳觀瀾與龍華的廠區對學生工進行了專項調查，共獲得373份有效問卷和20份訪談個案。調查資料顯示，學生工平均占所在生產線工人數的36.2%，有的流水線學生工的比例甚至達到100%。例如一位就讀湖南懷化職業技術學院、在富士康實習的學生指出，他所在的生產iPad的生產線有59人，全是學生工。
這些學生大多來自中等職業技術學校，他們被以實習的名義由學校或當地政府制度性地組織進入富士康，從事長時間、高強度、無保障、與專業毫不相關的簡單重復勞動，為富士康的迅速擴張提供了廉價、馴服而靈活的勞動力來源。
為什么會是他們？
自1988年鴻海集團在深圳寶安建立第一家工廠開始，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迅猛擴張即得益于中國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雖然聲稱自己為高科技企業，但技術和研發并非其優勢所在。作為代工廠，富士康通過大規模、低成本、標準化的生產確立自己的競爭優勢，逐漸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代工企業。伴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和“用工荒”的出現，富士康的急速擴張開始面臨用工緊張的局面。正是在這種勞動力短缺的背景之下，學生工的作用日益凸顯。這些學生工大多來自各地的中等職業學校。近些年中國職業教育發展迅速，其目標旨在為工業化培養合格的高素質技術工人，而職校的學生也希望能夠通過職業教育學到一技之長，以利于自身的職業發展。然而從對富士康學生工的調查中我們發現，無論是對于學生的健康成長還是職業學校的健康發展，現實狀況與這些目標都相去甚遠。
在深圳、昆山的老廠區，學生工們被季節性地使用，以滿足生產高峰時期增加的人力需求，并降低用工成本。在鄭州、重慶和成都，富士康成為各地政府競相爭取的“香餑餑”。誠如上文中所指出的，為了能夠吸引富士康在本地落戶，地方政府不僅在征地、廠房建設和稅收優惠上一路綠燈，還承擔起了為富士康招募工人的重任。由于學生工具有數量大、易管理、年輕化、易招募的特點，他們成為政府招商引資的重要籌碼。在“富士康—政府—職業學校”組成的利益聯盟中，地方政府實現了招商目的，富士康獲得了大量年輕、廉價的勞動力，職業學校完成了就業指標，而在此看似多贏的格局中，作為教育服務目標的學生，卻成為這個利益鏈條上的犧牲品。在富士康的工廠中他們既不能使自己的專業技能得到提升，也無法在職業上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
他們如何來到富士康？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富士康大量使用學生工一方面是為了應對用工的季節性變動并降低用工成本，另一方面則是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的指令性推動。
早在2010年的調查中，調研組就指出學生工具有年輕、靈活、馴服的特點而被富士康大量使用，雖名為提供實習機會，其實不過是滿足自己的用工需求而已。由于學生工在法定的意義上仍然是學生，所以不用簽訂勞動合同，亦不用購買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并且可以根據用工的需求單方面隨意確定使用期限，因而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不僅如此，多數學生工是由職業學校批量化組織進廠，并由職業學校的教師協助管理，因而又大大降低了招募和管理成本。
2011年3月，調研組來到重慶和成都的富士康進行調研，發現使用學生工的情況較之沿海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富士康在鄭州、重慶和成都的廠區規劃用工規模都在10萬人以上，如此巨大的用工量在用工荒的背景下意味著巨大的招募成本，而地方政府在這個過程扮演了勞務公司的角色，利用公共資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將富士康的用工指標層層分解下達；職業學校也在政府的組織下與富士康簽訂用工協議，批量供應學生工。許多職校的在校學生在缺失知情權和選擇權的情況下被強迫送到富士康，不同意者會受到來自校方扣發畢業證、不能畢業的威脅。到了富士康之后，他們同樣沒有選擇的權利，在不同的城市、廠區、車間和崗位上根據生產的需要被廠方安排，這樣的所謂 “組織實習”，實在看不出作為教育機構的學校與勞務公司、職業中介有什么兩樣，盡管學生們在職業學校每年需要支付數千甚至過萬的學費。
2011年7月，調研組針對學生工問題在富士康深圳廠區進行了專題調研。調研發現，48.7%的學生工入學時間不到一年即開始進入富士康實習，與此同時九成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的學制至少為3年，這意味著按規定原本要第3年開始的頂崗實習實際上被提前了1年；更有甚者，一些河南和江西的學生剛考入職業技術學校，還沒有入學，就已經被安排在富士康的流水線上打工。同時，有近三分之一的學生工表示實習期間校方并未派出駐廠教師進行指導，而即便是派駐了進廠老師，他們的職責也不過是協助工廠進行管理，而非確保學生能夠被安排到合適的崗位上，使職業技能得到鍛煉。調研同時顯示，24.2%的受訪者不能自愿選擇是否實習，同時超過六成的學生工不能選擇實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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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高校調研組發布富士康調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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