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月
在人民幣基金當中，雖然FOF還是“新鮮事物”，其實早在2005年，就有美元FOF基金早已經進入，比如雅登投資(Adams Street)、AlpInvest Partners、霍斯利-布里奇(Horsley Bridge)以及磐石基金(Pantheon)等機構于2005年投資鼎暉中國成長基金II期等，他們如今不僅成功將中國一些優秀PE、VC基金納入旗下，而且還成為了中國FOF市場當中的主流，并開始管理人民幣基金。
此外，與人民幣基金相比，這些外資FOF早已經憑借其專業性，開始占領中國PE的各個階段的市場，據清科集團《2012年外資PE FOFs投資中國策略研究報告》顯示，“在投資方面，外資PE FOFs大多數的基金選擇多階段的戰略布局，即：既涉足早期投資也涉獵中后期投資領域，例如：艾德維克、Asia Alternatives等機構。參與這一投資策略的優點在于，一方面可供選擇的基金數量較多，另一方面也可在投資風險方面得到有效的中和，用以確保LP穩定的回報水平。同時，也有專注于投資早期基金的PE FOFs，例如：雅登投資，關注早、中期的投資團隊占所投比例的90.0%以上，最看重偏向早期的團隊在價值創造方面的貢獻。除此之外，也有部分主要關注中后期投資基金的基金，例如：從養老金起家的Morgan Creek Capital，要求風險性較低，投資基金多偏向于中后期階段，期望獲得穩定的回報。
人民幣FOF市場，卻顯然要“慢一拍”，這不僅僅是因為人民幣PE基金市場起步比美元市場要晚，而且，市場上專門管理FOF的管理人才，頗為稀缺。
“管理人民幣FOF，要非常的本地化，而且要熟悉本土的法律人文環境，其綜合要求比美元FOF管理要求要高得多。”一位PE界人士認為。
相比美元基金，其整體的法律環境、LP基礎、GP的成熟度都比人民幣PE市場要成型穩定，而人民幣PE市場， 無論在法規建設、LP基礎教育、人民幣PE的成長周期而言，都還處于早期，這也就要求FOF機構具備更全面的能力。
而目前的人民幣FOF市場上，國有機構主導的如國創母基金、元禾資本以及各地的政府引導基金，在資金的規模上占主導，占有先天的優勢，而民營的FOF，則剛剛起步，只能說是“夾縫中求機遇”。
這就要求民營FOF首先解決生存和持續性生存的問題。對于鼎晟天平這樣的FOF機構來說，除了發展自己熟悉周圍人脈之外，更要用大量的精力去推動行業的基礎性工作，比如，對LP的培養和基礎性教育；又如，對FOF機構等政策環境方面的呼吁。
“我們在給LP做宣講的時候，有很多人不能理解FOF，不知道這種商業模式。他們覺得沒有技術含量，沒有弄明白FOF在基金中的角色和作用。對這個行業來說，現在屬于投資人培養的階段，不管是國有還是民間FOF，都需要真正去改變這個狀況，讓投資者能認識到FOF的價值和優勢。”蔣松濤表示。
另一方面，從政策環境來講，對FOF人數的如何界定，一直是影響FOF行業發展的主要因素。
在發改委去年11月23日的《關于促進股權投資企業規范發展的通知》(發改辦財金［2011］2864號)(下稱2864號文或《通知》)中，對私募股權和創投基金的資本募集和投資領域、風險控制、管理機構、信息披露、備案管理和行業自律五個方面進行了規范要求。
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點是對實際出資人的追溯。《通知》規定，投資者為集合資金信托、合伙企業等非法人機構的，應打通核查最終的自然人和法人機構是否為合格投資者，并打通計算投資者總數，但投資者為股權投資母基金(FOF)的除外。
根據目前國內相關法規對私募基金(有限合伙制)的規定，一只基金的LP個數不能超過49人，個別地方政府或PE、VC基金還要求追溯到最上層的出資者不能超過49人，這些就對FOF的長期發展有所限制。
這個規定其實給FOF基金的發展留下了空間，但也存在不確定性。比如，對FOF的界定是否有進一步的細則要求？是否要求最低投資門檻？如何界定合規的FOF？合規的FOF是否由政府部門來界定？相關部委的規定是否能一致性？等等。
但不管怎樣，人民幣FOF的機會已經展現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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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人民幣FOF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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