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產業一片風聲鶴唳時，漢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漢能集團”)卻呈現出另一番面目，這家成立不過3年的民營企業豪賭薄膜太陽能電池的瘋狂投資還在繼續。
2011年12月26日，漢能集團與化隆回族自治縣在西寧簽訂《關于建設太陽能薄膜光伏(并網)發電項目戰略合作開發協議》。去年12月23日，漢能集團與青海省政府簽訂開發建設光伏發電項目大框架合作協議，投資約300億元。
2011年12月25日，漢能集團在浙江長興的硅基薄膜太陽能電池生產基地也正式投產，這也是年內漢能集團投產的第三大薄膜太陽能產業基地。此前，漢能四川雙流基地項目一期300MW和廣東河源基地一期300MW已經分別于6月15日和11月19日實現投產。
但值得一提的是，對于長興基地的投資漢能集團方面似乎表現得略帶神秘，在其提供給媒體的新聞稿中，并未就投資金額等細節作出詳細說明。
本報記者致電漢能集團品牌管理部負責人呂佳麗，呂對此諱莫如深。而據本報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在國內光伏產能嚴重過剩之時，漢能集團的投資總額已累計超過1500億元。
在擴張速度驚人的另一面，漢能集團的資金實力卻也同樣招來了業界諸多人士的質疑。作為一家非上市公司，尤其在國內光伏組件產品產能嚴重過剩、市場價格不斷下跌、需求萎縮的大背景下，漢能集團屢屢拋出的高額資金也更讓其幕后身世，以及財務狀況充滿了神秘。
對于目前累計投資超過1500億的統計數據，呂佳麗對本報記者表示，漢能集團方面從未給予官方確認。“誰說我們投資了這么多？我們從來沒有說過投資了1500億。”呂佳麗說。
本報記者初步統計獲悉，從2010年1月至11月，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漢能集團一口氣投資了8個太陽能光伏發電項目(詳見圖表)，砸下的資金高達1311億元。
賭博還是另有隱情？
在涉足太陽能領域后，漢能集團董事長李河君似乎從不吝嗇表達對光伏業的投資熱情。
李河君在多個場合表示：“以太陽能為代表的新能源是一場革命，它將比10年前的信息產業革命更重大、更深遠，應該是世界農業文明以來最偉大的革命之一。”
而面對漢能集團近乎“尋水解渴”似的擴張，諸多業內人士仍將其瘋狂之舉視為一場結局未知的豪賭。
本報記者了解到，依據目前國內光伏產業的研發技術能力，相比成熟的晶硅電池，漢能集團押注的薄膜電池前景尚未明朗，而相比已廣為市場認同的晶硅電池，薄膜電池的諸多劣性也極其明顯。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副理事長孟憲淦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也認證了這一點，孟憲淦表示：“薄膜電池稱之為太陽能電池的第二代，但現在技術還沒定型，國內從事薄膜電池生產的企業，其實日子并不好過。”但漢能集團似乎是個另類。
在晶硅原料從500美元左右每桶回落到200多美元每桶時，薄膜電池的成本優勢已然失去，而諸多不確定因素依舊存在時，漢能集團大舉押注薄膜電池的底氣何在？
“漢能集團就是空手套白狼。”一名長期跟蹤光伏產業的業內人士對本報記者說。
去年4月，漢能集團在江蘇邳州的制造基地及光伏電站項目征用土地之舉最終被演化成一起暴力事件，在與當地村民頻頻上演沖突之時，漢能集團超速擴張背后的隱情也逐漸浮出水面。
據《時代周報》報道，漢能集團邳州項目落戶之前尚有選擇空間，但邳州市官員聽聞后，隨即邀請漢能集團方面的人來邳州考察，地方政府的努力爭取，最終讓漢能集團將項目落在了邳州。
但項目的敲定遠非如此簡單，報道中稱，漢能集團對邳州政府提出了一個要求，地方政府必須提供16億元的啟動資金，這筆資金由漢能集團投產后一年還清。由于邳州市政府沒有能力貸到如此巨資，遂向徐州市政府求助，在徐州市領導的親自過問下，由徐州市政府出面，以徐州市政府部分資產作抵押，貸款給漢能公司啟動該項目。
針對這一質疑，本報記者未能聯系到漢能集團方面對此進行回應，但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多位光伏業資深專家均表示，“漢能的發展還有待觀望。”
“漢能模式”待考
一枝獨秀的漢能集團迅猛擴張時，其身后背負的質疑與考驗共存。
縱觀漢能集團投資的諸多項目，不難發現，其動輒百億的大手筆項目均集中在國內的二三線城市，一如化隆回族自治縣、長興、雙鴨山等地。而在地方政府追求經濟增長的愿景中，漢能集團無疑具備了誘人的籌碼。
與此同時，也有分析指出，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沖動也可為漢能集團在土地審批、項目貸款等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漢能就是利用政府資源到極致的企業之一。”弘亞世代投資諮詢有限公司副總裁劉文平說，“漢能控股有渠道獲得地方政府對其項目的支持，這不是一般企業所能做到的，但外界無法獲知漢能集團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條款。”
漢能集團官方網站資料顯示，去年11月2日，漢能集團與國家開發銀行簽訂了開發性金融合作協議，國開行將向漢能集團提供融資總量300 億元人民幣的授信額度。此前，2010年，國家開發銀行就曾向漢能貸款了43億元。
今年1月，中國農業銀行德州分行也為漢能集團在該地上馬的40MWp項目出具了5.73億元的有條件貸款承諾函。漢能集團周旋于政府與銀行并形成綁定關系的成長模式雖然造就了目前大范圍布局，但與政府及銀行的三角關系仍舊隱藏著風險因素。
“這種把地方政府引入到經濟活動中的做法確實風險很大，無論是對光伏產業還是對于中國經濟發展來說。”劉文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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