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從技校來“實習”的學生，他們多數是未成年工。其工作強度、加班時間等，與社會招聘的工人無異。惟一的區別是：他們要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或多或少的一筆錢給學校，名曰“實習管理費”。這樣的“學生工”，在深圳富士康的部分生產線，約占30%，在重慶富士康，甚至更高。"
“學生工”所做的工作，常常是一個初中生在培訓幾小時后就可勝任的簡單勞動。“這些職業教育學校已經成為了給工廠提供年輕、廉價、馴服的勞動力的中介公司。”學者潘毅說，“國家每年對中等職業教育投入那么多錢，但學校提供給社會的，卻是這類沒有任何真正技能的工人。”
對于工廠來說，技校生與普通工人最大的區別就是更加廉價。 (南方周末記者 王軼庶/圖)如果知識能改變命運，那么，黃夏讀技校之后，改變的是什么呢？
有兩個初中畢業生。甲畢業后直接到富士康打工；乙則讀了技校(或者職業高中)，每年交四千多元的學費學習酒店管理的中等專業技能，一年后，學校組織實習，兩個16歲的少年在同一條生產線上相遇了。他們加同樣的班，拿同樣的工資。
黃夏便是這個“乙”。他幾乎清晰地看到了自己2011年夏天從技校畢業以后的每一步：進入一家工廠，從事著和專業無關的工作，拿著一份和自己“學歷”無關的薪水。讀或者不讀技校，于他，區別僅在于花沒花這一萬多塊錢的學費。
黃夏被稱作“學生工”。“學生工”是這樣一批少年：自覺讀大學無望，又不甘接受“農民工”的命運，于是進入技校或者職業高中學習，企圖習得一技傍身，但就在一年后，便幾乎毫無例外地陷入迷惘。
他們的迷惘在于：現代科技下的生產線，已經盡可能地簡化了工人所需的生產技能。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每一個初中畢業生經過幾個小時的培訓都可以勝任。于是，讀技校或者職業高中，幾乎變成了一次“奢華旅行”。
南方周末記者調查了解，目前，黃夏這樣一批年齡在16到18歲之間的學生工，已經是很多企業的主要勞動力。去年，由兩岸三地多所高校實施的關于富士康的一項調查報告稱，根據問卷抽樣，深圳富士康很多生產線上的學生工比例大約占了30%。今年，北京大學富士康調研小組對重慶、成都的富士康學生工也進行了調查，認為學生工比例遠超深圳。
技校生(南方周末記者 王軼庶/圖)“學校成了中介公司”黃夏，1994年出生于重慶江津區白馬鎮。父親是建筑工人，常年流動在重慶的建筑工地，只是在農忙的時候才回家。媽媽身體不好，在家休養，張羅三畝多山地，田間的一些重活經常由黃夏來做。 上一頁1 234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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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富士康團購廉價學生工 學校成中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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