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高漲和或將來臨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將用工大戶富士康科技集團放在了燒烤爐上。
富士康科技集團自今年發生系列墜樓事件之后，在大幅度提高工資水平的同時，亦加快了內遷擴廠以及生產線機械化的步伐。
無論是內遷降低成本，還是以社會責任的名義提高福利，代工巨頭們面對勞動力拐點所必須做出的轉型升級已經無法回避。
虧損警報器
雖然經受系列員工墜樓以及金融危機導致的訂單下滑影響，富士康的代工大哥的地位依舊無法撼動。數據顯示，截至今年11月30日，富士康深圳廠區出口額已經超過40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45％，繼續位列深圳出口額第一名。
而針對富士康要搬離深圳的傳言，富士康相關負責人說，近年來，富士康在中國大陸進行產業布局的同時，也加快了深圳廠區的升級轉型，預計集團深圳廠區今年全年出口額將超過450億美元。
數據雖然傲人，但是代表傳統OEM產業的富士康疲態盡現。
8月30日，富士康(2038.HK)在深圳召開董事會，其重要事項即是討論與批準半年報。去年上半年，這家全球首屈一指的代工業大鱷首次出現虧損，虧損額達1870 萬美元。在全球步入后金融危機之時，富士康依舊發布預警公告，表示今年上半年富士康的虧損額進一步擴大。
富士康將虧損面擴大歸咎于：產品價格下降、產品組合變動，以及較高的折舊費用。但其沒有明言的一項重要因素是人力成本。
“中國可能正在經歷劉易斯拐點，這之后，剩余勞動力的消失將推進實際工資上漲，并提升工資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額。這對于中國乃至全球經濟都是意義深遠。”巴克萊資本中國經濟研究主管、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對本報記者表示。
猶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代工業需要不斷地尋找土地、勞動力等的成本洼地。低成本的勞動力、土地和環境，加上跨國公司的產品價值鏈在全球的資源配置，構成了富士康以及偉創力的生存模式。然而，面臨勞動力成本增加，兩者都把向目光盯向了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內陸或者部分東南亞國家。
代工業的壓力
電子產業興盛的三十年間，也是全球代工業順應全球產業分工趨勢而發展、壯大，同時又不斷淘汰、裂變的三十年。慘烈的成本競賽既是這個代工行當存在的理由，也是推動它不斷改善全球供應鏈，不斷追求效率最大化的根本動力。
行業內人士向本報記者分析，2007年，大陸本土企業、以手機鋰電池發家的比亞迪開始初涉手機代工業之時，盡管其試圖撼動巨人富士康的勇氣和動靜都很大，但它所面臨的實際挑戰和困境還是很難逾越的：因為彼時，剛剛完成行業重組整合的代工業，其雙寡頭間的競爭已經從單純的“成本競爭”，轉向了“規模競賽”和“產業鏈競賽”。
基于此，2007年，富士康全年營收保持了同比25％的增長，達到518億美元。這一點，從郭臺銘能在2008年4月1日輕松宣布退隱之意，即能明了。
“也就是說，由于代工業在成本結構上的質變（從單純地依賴向勞動力要利潤，轉向了向勞動力、供應鏈、規模優勢等綜合要素要利潤），它整體對于抵抗成本上升風險，已經具備了足夠的抗壓性，只要經濟環境不發生大的變動，全球IT 業保持持續創新發展的前提下，代工業受到的沖擊并不會太大。”上述分析人士表示。
樂觀者以為，代工業將再次逐水草而居，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方遷移以渡過危機。歷史何其相似。只不過，這一次，單純進行全球代工業轉移并不一定就是良藥。或許這一次，歷史將不再重演。
施瓦辛格主演的電影《第六日》有個情節：一技術高超(必然高薪)的直升機飛行員，在房子被損壞后，自己動手修房。根本原因是高工資背景下美國服務價格高企。
“當物價上漲倒逼農民工大量撤離城市時，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亦在進行。雖然和美國相比，中國大量的低工資農民工導致城市服務價格較低，但這種狀況或持續不了多久。中國城鎮也將迎來服務業價格的上漲潮。”安邦咨詢一位研究員認為，加之日益臨近的“劉易斯拐點”，代工巨頭富士康不會僅僅通過遷移來應對這一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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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富士康虧損避談人力成本 布局內陸壓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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