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長達5年的“愛情長跑”，成都市與國際代工巨頭富士康終成眷屬。
近日，富士康位于成都的項目正式簽約。這是一個龐大的計劃，包括LED—TV、LCD模組、LED背光模組及LED封裝和照明光源生產線，另外還將涉足軟件開發、精密模具生產、現代物流以及3C數碼產品賣場等多個項目，總投資將達10億美元。
“成都項目在發展初期，將采取外銷加內銷相結合的策略，并且外銷占比會相對多一些，但隨著內需市場的開拓，內銷比例會越來越大并且最后會超越外銷份額。”10月22日，成都市駐深辦的夏捷說。作為成都市駐深辦的工作人員，夏可以說是成都市爭奪富士康的先鋒部隊之一。
這一個肇始于2004年的招商引資故事，經歷了成都市的“單相思”、希望乍現隨后便遭遇大地震和金融危機沖擊、其他城市加入爭奪等曲折經歷。縱觀整個故事脈絡，折射出來的是，在金融危機影響下，國際代工巨頭們開始加速在西部等空白點的布局以加快內需市場的開拓。
“就成都的項目而言，他們(富士康)將通過與長虹等本地其他企業開展合作；引入賽博數碼廣場作為內銷的渠道，并以成都為中心，向其他二、三線城市拓展；此外在LED照明產品，將直接和四川省各級政府合作采購。”夏介紹說。
朦朧的單相思
2003年8月，英特爾宣布在成都投資3.75億美元，用于封裝和測試半導體產品。這一事件讓原本電子信息產業家底并不雄厚的成都市著實興奮了好一陣子，野心也隨之膨脹。這時，他們把眼光盯住了遠在深圳的富士康。
在成都市看來，富士康集團整合上下游的能力非常強，這點是各地方政府最為看好的。如果富士康在某個地區投資，對當地產業的出口帶動，還有產值的增加、就業增加，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但產業發展尚不殷實的成都要想迎娶這位國際代工巨頭談何容易。
思來想去，他們最終敲定先主攻富士康旗下的賽博數碼廣場項目，繼而順藤摸瓜把富士康下邊的模具、連接器等項目引進成都的策略。隨后，2005年，成都市長葛紅林親率游說團隊奔赴深圳，目的就是為了那個數碼廣場項目能順利落戶。
不過，成都的熱情并沒得到富士康的熱烈響應。“當時我們只見到它們一位部門總經理，沒能接觸到郭臺銘總裁等核心人物，然后我們又以市領導的名義給郭總寫了一封信，但最后信都到不了他手上。”成都市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鄭莉說。
這個時候，主抓國際市場的富士康尚在中東部跑馬圈地般布局。2006年底，富士康落戶武漢，2007年富士康科技工業園落戶沈陽，隨后落戶南京。
看著這一系列動作，以鄭莉為首的招商團隊十分焦急，他們想通過富士康在成都的一些小關聯企業而接觸到高層，但這一切均無功而返。
現在回想起來，彼時，成都的電子信息產業的影響力才逐漸開始，人才基礎、產業配套能力等尚未滿足大批量的代工業的落戶。并且，作為國際代工巨頭，不考慮物流成本并不占優勢的西部地區也在情理之中。
“其實當時我們的想法也有點漫無目的，除了賽博數碼廣場，我們也沒想明白富士康到成都能做哪個領域的項目。”鄭莉說。
就這樣，一晃3年過去了，鄭莉們并沒有找到任何的突破口。
合作的曙光乍現
轉機在2008年初突然出現。此時，富士康在中東部沿海地區的布局基本完成，剩下唯有西部地區。
2007年12月，曾在廣西主政的劉奇葆調任四川省委書記。劉在廣西工作期間，曾親赴深圳考察富士康。隨后不久，富士康決定在廣西投資30億美元，在鋁材深加工、電子信息、環保節能、新型材料等產業開展全面合作。
“劉書記入川后對富士康的項目非常重視，并在2008年1月29日，由四川省副省長黃小祥親自率領省臺辦、省招商局以及成都市政府領導等一干人馬前往深圳。”鄭莉說。這一次，接待他們的是幾次登門拜訪而未能相見的鴻海集團掌門人郭臺銘。
據鄭莉回憶，當時郭臺銘對赴川投資開始有了興趣，就讓下屬鋪開一張中國地圖。郭當場問黃小祥，“從四川連接歐亞大陸橋到歐洲路線該怎么走”。隨即，黃小祥充當解說員，講述了各條出川路線。
鄭莉說，當時郭告訴黃小祥，到了2008年，其實富士康在沿海和中部的布局已經基本完成，以后是不是往大西部走，就要看物流條件，所以他非常關心從四川到歐洲、到南亞包括通過船運到達越南的路該怎么走。
和富士康高層對話后，成都市方面開始頻頻行動，2008年春節剛過，市委書記李春城前往富士康溝通，并邀請郭臺銘來成都考察。
2008年的五一，鄭莉的招商團隊終于等來了盼望已久的以郭為首的富士康高管，當時，李春城尚在美國出差，獲悉富士康高管的具體行程后，連夜趕回成都。這次考察當中，成都最終得以和富士康初步確定光電這個擬投資方向。
當時，也有部分光電顯示產業的項目開始落戶成都。是年3月，京東方成都TFT-LCD4.5代生產線正式開建，總投資達31億元。7月23日，深天馬A(000050.SZ)宣布出資3.6億元，攜手成都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合資公司成都天馬微電子有限公司，在成都興建第二條4.5代TFT-LCD(薄膜晶體管液晶面板)生產線。
“我們結合成都的特點提出一些投資建議，也就部分政策做了溝通，但是感覺那時富士康對成都市的物流條件還是有疑慮，最終是否落戶還在琢磨當中。”鄭莉說。
但不容忽視的背景是，當時次貸危機尚且局限在金融市場領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并未完全體現，因此，富士康似乎也并不急于拓展西部市場。
飛來的橫禍
考察完畢，主賓相談甚歡，這一切都讓成都市有了無限的遐想。殊不知，接連而來的兩場大災難將這些夢想擊得粉碎。
2008年5月12日下午兩點半，成都市政府第一會議室，一場非常重要的會談將要舉行。參會的雙方是成都市長葛紅林和郭臺銘的特別代表。內容是項目投資的具體細節。
“2點剛過，我們就到了會議室，大家當時的表情都很輕松，就等著會談開始。”鄭回憶說。始料不及的是，2時28分04秒，8級的強震從距離成都約200公里的汶川猝然襲來。在劇烈的搖晃中，鄭莉們明白主題將不再是投資，而是抗震救災。
鄭莉表示，接下來該項目至少在兩個月內是屬于停滯的階段，中間富士康曾派人員來過兩次，但是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到四川省地震局，還有國家地震局了解地震對四川的影響。當時，成都市也專門做了地震影響分析報告。
“所幸的是，他們從相關部門得到的信息對成都說是非常正面的，大地震對成都的影響并不大。”鄭說。但是，更大的考驗還在后頭等著。
在這一年的10月份，美國華爾街著名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布破產，這標志著，由美國開始爆發的次貸危機演化為全面性的金融危機。隨后不久，危機開始蔓延全球，各國股指均遭受重創。同時，金融危機開始進一步蔓延到實體經濟，作為全球的代工巨頭，富士康也被市場上各種裁員的傳言包圍。
當時，富士康的相關負責人曾給鄭莉看過三張表格，內容則是正在洽談項目的產能和出貨量的情況。“他說項目的走勢不妙，現在根本沒有辦法來決定這個事情。”鄭說。
稍后不久，一封來自富士康的信被轉交到四川省、成都市的主要領導手上，信中內容提及，在四川的投資決心不會改變，但是基于地震的影響和金融危機的沖擊，他們會等待一個好的時機再重啟投資項目。
看著手里的這封信，鄭莉的心頓時涼了半截，這位曾在雷曼兄弟破產當天進入紐約證券交易所見證金融風暴時，尚認為金融危機離中國還很遙遠的中年婦女，此刻卻感受到了一絲寒意。
這一年，鴻海集團下屬的富士康國際(02038，HK)的2008年業績同比大幅下滑了83%。
轉機來臨
顯然，成都市并不愿意就此放棄從2004年便開始的追求行動。金融危機帶來的需要重新重視內地市場的教訓、二季度全球電子信息產業開始出現復蘇跡象以及騰訊、阿里巴巴、英特爾相繼在成都出手，也給成都增添了不少砝碼。
于是，2009年6月18日李春城率領成都代表團前往臺灣訪問，其間，李春城與郭臺銘先生進行了一次會面。鄭莉回憶，當時雙方談的非常好，于是又相約另擇時間再談，最后雙方還簽署了合作備忘錄。該項目重新又進入實質性的洽談階段。
不過，事情并沒有因此而一帆風順。
2009年8月4日，富士康宣布斥資10億美元在重慶建產業基地。不過，重慶市也如當初成都的思維一樣，準備順藤摸瓜，開始瞄準了富士康的其他產業項目。
彼時，鄭莉的上司給她下了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搶抓機遇是第一位。因為就重慶、成都而言，兩地相距很近，投資選擇上差異并不大。
“但是我們還是比較焦灼，因為對方的工作人員就跟我們講，‘雖然是老總簽了備忘錄，但是我們要為老總負責，這個項目放在成都公司能不能贏利。’”鄭莉說，當時他們感覺這個項目隨時都可能出現問題。緊張的情緒再次在鄭莉的團隊中蔓延。
據鄭莉回憶，當時四川省、成都市的主要領導都在為這個項目而努力，當時黃小祥還親自前往深圳工廠洽談。“在這樣的上下夾擊策略當中，我們近乎是逼著對方把他們的真實想法和項目的框架一步一步規劃出來。他們需要的配套和政策，我們能給的都會給。”鄭說。最后，經過和項目的一把手20來次拉鋸式談判，項目得以順利簽約。
長期負責與富士康接觸的夏捷告訴記者，金融危機也使富士康意識到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它們更想做到本地生產、本地銷售。而之前其在沿海的布局基本完成，需要填補西部地區的空白。
“西部的電子信息產業配套、市場成熟度已經得到了IT巨頭的認可，而現在已經進入薄利時代，西部與沿海相比仍有比較明顯的優勢。”夏說。不過，對于富士康最為關心的物流方面的優惠政策，鄭莉以涉及商業秘密為由，僅表示已經有解決方案。
此外，成都市相關部門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四川省日前發布了《四川省電子信息產業調整和振興行動計劃(2009-2011年)》，明確提出要將四川建成國家電子信息產業基地和“西部電子信息產業高地”。
“成都則是四川打造‘西部電子信息產業高地’最重要的載體。富士康在成都投產的是IT產業鏈的終端產品，這意味著整個成都IT產業鏈的完善，這也讓其真正具備了成為中國IT產業發展第四極的潛力。”該負責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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