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5日，沒有游人的天安門廣場，在高天疏云下，格外空曠。楊元慶快步走出人民大會堂，獨自走向廣場上他的小車，寒風把他的大衣吃得獵獵作響，宛如吳宇森電影的經典慢鏡頭。
自聯想兼并IBM的PC業務后，他全家老少跟隨聯想總部到美國“洋插隊”已經5年，雖然正值壯年，這年頭發白得很快。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他剛剛聽完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等不及上午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開幕式的議程全部結束，因為商務纏身， 他匆匆早退。一路上，眼尖的記者緊隨不舍，他溫和但堅定地回避著攝像鏡頭和錄音筆。
一個小時后，身為全國人大代表的柳傳志也走出這個會場，立馬被上百名記者包圍。他的神采是昂揚的，語里面話外都強調著聯想將在一年內脫困的信心。筆者在人群外旁觀關這位滿頭大汗的“聯想之父”，腦海中柳、楊雙雄卻合二為一，他們仿佛是同一個人，在不同年齡、不同時代的兩個分身，都是青衫儒雅的士子，商海踏浪揚帆，執著無悔。沖進河里的斯巴達克方陣
1990年在一次關系聯想公司的性質、方向和制度等根本問題的“尊禰會議”上，柳傳志發表動員講話《造就一個真正的斯巴達克方陣》，從此“斯巴達達方陣”成了聯想隊伍體系的代名詞，意味著紀律嚴明、服從統一指揮和極具沖擊性的戰斗力。用柳傳志的話說：“大旗一樹，各部分的兵馬不能左顧右盼。進攻的時候一步一步非常堅實，說打在哪兒就打在哪兒，我最佩服的是臨陣不亂，退下來的時候，不是嘩啦一下就退下來了”。
在聯想工作過7年的李方說：“在聯想集團大家庭里，楊元慶領導的電腦公司一起被公認是最正規的一支部隊。在早期聯想一年一度的春節聯歡會上，那些叼著煙卷、著裝隨意的準保是LAS（聯想系統集成有限公司）的；另一批著裝艷麗、打扮入時的女士很可能是LTL（聯想科技公司，后來的神州數碼）的；而那些整齊劃一、不論男女都是一片聯想藍的則肯定是LCS（電腦公司）的。”
楊元慶是柳傳志“斯巴達克方陣”的最佳領軍人物。在他掌管的電腦公司里，一起推行的是嚴格文化，這和他做事的嚴格細致態度有關。公司是一個模子，我們要通過制度的作用，把外面進來的各種各樣的人按聯想的模式塑造成我們需要的人。
然而“斯巴達克方陣”成功的前提是方向正確，反之則意味著戰士成片地犧牲，結果仍然是失敗。
2005年聯想吞并了比自己大四倍的IBM全球PC業務，在國際化征程中實現跨越。但正如此前明基收購西門子失敗、宏基進軍美國10年虧損10億美元，出發點都是好的，結果未必是好的。
比如楊元慶的執行力在國際化進程中就多次撞墻：先是語言，在第一次去美國與IBM團隊開會時，楊元慶講的英語對方沒能聽懂，他很快請了家庭教師，改進了外語；聯想的海外業務主要在商用市場，且位于成熟市場，這兩類市場都是金融風暴的‘重災區’；作為一個從中國成長的企業，聯想的企業文化是非常鮮明的，這是一種在中國混亂的特色市場競爭中的生存之道，非常適合中國市場，但在國際市場上打拼不一定適合；員工進聯想后通常要“入模子”，那些空降的外籍CEO和高管們不可能入聯想的模子，肯定不能適應。
5年國際化努力，聯想向股東交了一份答卷：2008財年，除稅前虧損9,000萬美元。雖然金融風暴是重要外因，但高科技企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并不大，IBM、中國華為、臺灣宏基都出現增長。
柳傳志復出后，第一把火是裁員，去年底聯想已經全球裁員2000多人，占員工總人數的11%，今年2月，聯想國內全球事業部又裁員450人；第二把是走農村包圍城市，在商務部的“電腦下鄉”招標中撥得頭籌，準備大舉進軍國內底端電腦消費市場。柳傳志最憂心的是：聯想在國際化的道路過程中忽視了對新興市場和消費類市場的爭取，市場份額持續下滑。
眼下柳傳志正燒第三把火：到聯想全球各分公司去看看，給大家鼓勁，因為危難當頭，信心最重要。
柳門父子九死一生
非官方的柳傳志創業史，可以從父親柳書谷說起。柳老早年投身銀行業，積累了豐厚的人脈和信譽資源。1984年,63歲的柳書谷從中國貿易促進委員會退休后，帶著80萬港元貸款來到香港，組建了中國新技術轉讓公司，要讓大陸的專利轉讓進入國際市場。以后短短6年間，他為這家公司賺了5億人民幣。
1984年11月，時任中科院計算機技術研究所工程師的柳傳志和十個同事一起，拿著所里20萬元啟動資金，在一間計算機所大院內一個小平房里辦起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1989年11月14日正式更名為“北京聯想計算機集團公司”）。一開始，包括柳在內的所有員工都當過“倒爺”、在中關村拉平板“板爺”，車去賣運動服裝、電子表、旱冰鞋、電冰箱。后來想倒賣彩電，結果被人騙去14萬元。
把所有可能給公司帶來收入的業務幾乎試了個遍后，柳傳志決定依托計算機所的技術優勢，力邀主導開發“漢字系統”的倪光南加盟公司，其成果產品化后就是后來知名的“漢卡”。當時電腦大部分靠進口，全是英文系統，安裝漢卡后才能中文化，每臺電腦經過改裝后利潤高達一、兩萬元，聯想在6個月內至少銷售出100套，為公司帶來了約40萬元毛利潤，成為聯想的第一桶金。但漢卡的高價，1987年曾為聯想召來物價局100萬元的罰款，當時聯想年稅后利潤才70萬元。
此后4年，公司的主業務仍然是銷售漢卡，同時做國外電腦的銷售代理。海外電腦主要從香港進口，為了省下香港中間商賺取的至少15%的差價，柳傳志決定在香港開聯想分公司；更重要的是，柳傳志想將公司業務從計算機貿易延伸到生產領域，但當時在大陸生產計算機，必須獲得電子工業部發的生產許可證，浪潮、長城等老牌廠家有許可證，中科院卻沒有，柳傳志希望到香港“曲線救國”進軍計算機生產領域。
1988年6月23日，香港聯想電腦有限公司成立，由國有的中科院計算機所新技術公司和香港兩家公司合資組建，其中一家就是柳書谷主持的中國新技術轉讓有限公司。這家公司不但給香港聯想提供巨額貸款，還為柳傳志、倪光南等北京聯想的領導和骨干提供了十幾個多次往返香港的簽證。當時此種簽證極為難得，如無此種特供的稀缺資源，香港聯想根本辦不起來。
柳書谷對兒子的幫助是無私的，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人脈，香港聯想獲得了當地銀行業的支持，獲得大批貸款；柳傳志在父親的引薦下，結識了香港商界的人物；他還從父親那兒學會了衣著、舉止、言談之類的社交禮儀。
在柳傳志20多年的創業史中，波瀾起伏、九死一生。
愛讀康熙提拔后生
柳傳志愛讀清史，二月河寫的《康熙大帝》，給他很深影響。康熙九子奪嫡、幾度廢立太子等掌故，耳熟能詳。
在聯想集團坐穩行業龍頭地位后，柳傳志開始謀劃未來，從1988年到1990年期間，他提拔了一批后生委以重任，其中最矚目的是孫宏斌、楊元慶和郭為。這三人，都是碩士研究生，年齡相差不過幾個月。
1990年，27歲的孫宏斌被破格提拔為聯想集團企業發展部的經理，主管范圍就是他在全國各地開辟的18家分公司，成為聯想集團的二當家。但桀驁不馴的孫宏斌種種舉動，讓柳傳志很快意識到：長此以往，聯想就姓孫而不姓柳了。1990年5月，孫宏斌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案由是挪用公款，兩年后，法院以 “挪用公款13萬元”的罪名判處孫宏斌有期徒刑5年。
孫宏斌因表現好提前出獄，主動約見了柳傳志并承認了以前的錯誤。柳傳志感動而愧疚，給孫宏斌50萬元助其謀發展。后來孫宏斌與聯想、法院交涉后，法院撤消了原判決，指其為錯告、錯捕，給予平反。出獄后孫宏斌用了10年時間，打造了一支中國地產的百億軍團，但最終也因他的躁進而使順馳在過度擴張后倒下。
楊元慶和郭為是楊元慶都不愿放棄的。聯想公關部出身的郭為是少年得志，思維敏捷，喜歡迎難而上，而且越是困難的時候斗志越堅，但卻不善于步步為營。而楊元慶的點子不多，卻擁有堅定的意志，認準了的道路就一步一步走到頭。郭為有很長時間在柳傳志身邊工作，長于運籌，善解人意，而楊元慶似乎永遠沖在第一線，不太懂人情世故。
柳傳志曾想讓郭為幫助楊元慶，雙雄共舉聯想大旗，結果發現兩人都很別扭。柳傳志痛下決心，從2000年春天開始分拆聯想，由楊元慶繼承大統、統帥全部聯想品牌的業務，而將代理業務和系統集成歸于郭為旗下。郭為只分得公司大約10%的財產、20%的員工、20%的業務和20%的銷售收入，并且不能再使用聯想品牌，他的公司易名為“神州數碼”，郭為當場痛哭。
2004年，聯想成立20年之際，柳傳志辭去了聯想集團董事長的職務，將聯想的未來交給了自己的繼任者。他自己則把大量的時間用于“孵化”新企業。如今柳傳志主持的聯想控股旗下有五駕馬車：楊元慶領導的聯想集團、郭為領導的神州數碼，繼續保持在IT領域的領先地位，楊元慶的得力助手陳紹鵬、劉軍已經脫穎而出；朱立南主持的聯想投資，45歲的海歸少帥趙令歡主持的弘毅投資，成為投行精英；融科置地以房地產為主業。
退休的4年來，柳傳志醉心高爾夫。這次復出，他再三強調只是幫助楊元慶，楊元慶當CEO是水到渠成的事。今年2月28日他在北大一場論壇上曾笑稱：任用外籍CEO就是一個不斷減少碰撞、學習差異、然后將其換掉的過程。
在他心里，最幸福的就是：每天下班，穿著拖鞋走到住同一個小區的父母家里（可惜慈父已經仙去），坐在沙發上，或許什么都不說，只是靜靜地坐著。盡管年過六旬，但只要在父母身邊，柳傳志就會覺得自己年輕許多。幸福就是，每個周末帶著妻子圍著頤和園散步，抑或是陪著妻子逛商場。（編輯：王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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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柳傳志：幸福就是周末陪妻子散步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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