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媒體有關蘋果“血汗工廠”的爭議有急轉直下的態勢。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的名牌欄目《美國生活》宣布，因“內容造假”撤掉該臺揭露中國富士康“血汗工廠”的一期節目。據稱，該節目引用了戲劇演員麥克·戴西的“獨白劇”，其中一些故事細節“撒了謊”。

　　戴西的戲劇作品《史蒂夫·喬布斯的苦痛與狂喜》2010年就在美國熱播，講述了他在中國深圳富士康工廠的“親身經歷”。其中一些夸張的成分包括，“雇用12歲童工、工廠警衛拿著槍支、工人因反復組裝iPad導致手變形”等。調查者發現，戴西的“故事”很多是為了達到“戲劇效果”的捏造。

　　3月19日，富士康的發言人稱，目前沒有計劃對美國這個造假節目發起法律訴訟。事實上，今年2月，美國的勞工組織FLA(美國公平勞工協會)就表示，富士康公司并非“血汗工廠”。

　　但是，今年年初以來，從《紐約時報》等美國媒體掀起的一系列批評，已經使這家為蘋果產品做代工的全球最大的電子制造商再度蒙羞。有人在美國街頭抗議，反對蘋果產品“靠殘忍的壓榨”獲利。

　　表面上看，蘋果公司面臨輿論的壓力。而背后的潛臺詞是，“中國制造”正是依靠這種“逼近底線的競爭”，搶走了美國工人的飯碗。

　　美國總統奧巴馬兩年前就簽署了《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表示要全力重振美國制造業，但眼看任期終了卻并無起色。他在今年1月的國情咨文中，又把重歸“美國制造(Made in USA)”時代升格為競選主題。

　　今年是美國大選年，有分析者稱，在批判蘋果公司這一點上，美國本屆政府的競選利益，與制造業工會、勞工維權組織以及媒體的關注形成了共鳴。甚至有評論說，顯然，“總統需要一個替罪羊”。

　　短期看，伴隨美國大選進程的推進，蘋果公司及其代工工廠問題，仍會不斷爆出新聞;而從長期看，這同時預示著中美兩國制造業之間的“戰火”會愈演愈烈。

　　“金蘋果”背后，是一個頭足倒置的利潤分配“金字塔”

　　蘋果公司輝煌的成功確實容易讓它成為眾矢之的。它一度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全球最具價值品牌排名第一。以iPhone為例，蘋果智能手機的高利潤率讓同業者汗顏。在最新發表的一份報告里，它甚至僅以8.7%的市場占有率，獲取了整個手機市場3/4的利潤。蘋果粉絲心目中的喬布斯，就像搖滾明星一樣令人抓狂。這樣一家光芒四射的公司，其代工廠工人微薄的收入和糟糕的境遇，最容易引發人們強烈的負面想象。

　　為蘋果產品代工的富士康公司的確存在污點。此前發生的工人跳樓事件、車間污染，以及超時工作等問題，一度引發中國媒體持續關注和強烈批評，有關部門也采取了相應的加強監管的措施。不過，美國媒體這一輪“狂轟濫炸”，甚至引發那種“中國制造搶走美國工人飯碗”的“合理想象”，顯然缺乏確鑿依據。

　　眾所周知，蘋果公司是“全球代工”的經典企業。每一部蘋果手機都印有“加州設計，中國制造”的字眼，這意味著喬布斯的公司只負責設計、技術監控和市場銷售，而所有的生產加工環節都以“委托生產”方式，外包給遍布世界各地的下游制造商。

　　“我們動腦，他們流汗;我們出思想，他們賣體力”。不僅僅是蘋果，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以高技術專利和創意能力見長的美國跨國公司，都把廉價的加工環節和生產基地，像包袱一樣甩給下游的“打工國家”。

　　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化的分工和產業轉移大趨勢，決定了蘋果產品本來就是“跨國合作的結晶”。喬布斯的光環背后，是蘋果的全球化“產業鏈價值效應”共同締造的，他并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不要忘記，雖然蘋果公司在美國僅雇用了4.3萬員工，而在全球，則有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勞工，共同為實現“蘋果奇跡”貢獻著價值。

　　但這個“全球制造”的蘋果，在利潤分配上卻是極端不平衡。美國《紐約時報》兩年前就對蘋果公司iPhone4的供應鏈進行解剖，結果發現，一部售價600美元的iPhone4，所需材料成本約為187.51美元。其中，約80美元的材料是韓國的產品，美國、德國和日本一些公司則提供另一些材料。在中國，富士康等企業將這些元件組裝，只得到每臺6.54美元的酬勞。而蘋果公司在每臺iPhone4上的獲利高達360美元，利潤約為60%。中國數十萬工人能夠獲得的收益，僅相當于售價的1.6%。

　　“金蘋果”背后，是一個頭足倒置的利潤分配“金字塔”，處于最低層的中國工人數量最多，得到的利潤卻最少。而富士康等代工企業出現問題后，也總是以“利潤太薄”來搪塞。

　　在媒體的批評壓力下，富士康公司宣布，今年2月開始，再次全面調漲中國內地各廠區基層員工基本薪資，加薪幅度為16%至25%。這是富士康自2010年以來第三次大幅加薪。這樣，一個初級水平的工人工資將從原來的每月1800元提高到2200元，超出了當地最低工資限額。而在三年前，初級工的月工資僅為900元。

　　但是，在蘋果利潤“金字塔”的頂端，那些人數最少、獲利最多的環節，卻沒看到任何變化。

　　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國媒體抨擊“血汗工廠”時，常常有意無意忽略的是，真正享受到蘋果豐厚利潤的正是美國人自己。因為依托中國制造，蘋果市值急速上升，管理層和投資人大獲其利，美國大量股票散戶投資者和美國各類基金，都大大受益。當然，美國消費者也享受了中國工人的廉價奉獻。

　　整體而言，美國經濟丟掉的是少量的辛苦錢，卻掙到了巨額“紅利”。“美國工人丟掉了飯碗，而美國金融業卻抓到了一只能下金蛋的母雞”。

　　能否在美國生產iPhone

　　美國《時代周刊》在金融危機肆虐的2009年，將年度人物的殊榮給了中國農民工，稱贊他們勤勞堅忍，帶領全球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這同時也是對中國經濟全球角色的承認。而今天，他們似乎在抱怨同樣的一群人奪走了自己的工作。

　　“美國制造”向海外轉移并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二戰之后，一些制造業曾大批向歐洲、日本等國家轉移，后來又向東南亞、拉美等第三世界國家轉移。從1990年代IT產業革命開始，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后，轉移浪潮則主要涌向龐大的“中國制造”基地。

　　分析人士指出，與蘋果類似，谷歌(微博)、亞馬遜(微博)、Facebook等企業也都全球化了，Facebook在全美僅3000名高薪員工，Google美國僅3萬名雇員。互聯網行業的特性雖然表面淡化了美國制造，但卻為其智力資本、創新產品的輸出奠定了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奧巴馬總統重振“美國制造”口號的真實含義確實需要澄清。

　　多數專家，包括美國本土的一些分析人士也認為，美國想讓制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制造產業“回流”沒有太大可能。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曾分析，追逐利潤是資本的靈魂。不用說IT電子行業，單以制鞋這個傳統行業看，以美國的耐克鞋為例，上世紀50年代末美國耐克公司把生產廠搬到了日本，70年代又搬到韓國和中國臺灣，80年代搬到中國的廣東和福建。美國本土的制鞋業用了30年時間實現了“安樂死”。

　　據統計，1975年，在美國出售的100雙鞋中有53雙是美國制造的，到2006年降到了1.5雙。2010年中國沿海工人的每小時工資為1.2美元，而越南工人的工資為0.35美元/小時，美國為20美元/小時。如果美國要把這些生產廠移回美國，唯一的結果就是，“美國人生產的鞋美國人買不起”。

　　國家信息中心研究員張茉楠(微博)認為，“美國制造”時代能否再次來臨并非“定數”。一方面，以成本論優勢，目前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平均時薪是22美元，中國工人為2美元，中國單位生產成本僅為美國的9%。而另一方面，“美國制造”是否回歸不僅僅取決于成本，更取決于產業鏈。以蘋果為例，位于美國的蘋果總部只負責產品創意、研發和商業模式設計等高端環節，其整個價值鏈卻跨越國界，利用全球的產業分工和布局實現其利潤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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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蘋果血汗工廠爭議背后彌漫中美制造業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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