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以來，沿海地區的民工荒逐漸演變為普遍的招工難和漲薪潮，大幅度提高了制造業的成本，引起了人們對中國能否保持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競爭優勢的擔憂。既然普遍流行的觀點認為，迄今為止中國制造業獲得的巨大全球份額，靠的就是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而且事實也的確如此，那么，隨著普通勞動者工資的持續提高，因而不斷削弱這一要素成本優勢，許多制造業行業的國際競爭力終將喪失，產業向外轉移似乎是必然的。
本文并不簡單地贊成這種觀點。因為決定產業競爭力的關鍵不直接在于工資水平，而在于單位勞動力成本，后者由工資水平和勞動生產率或人力資本存量共同決定。雖然工資水平提高無疑會改變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成本，但是，勞動者素質仍然可以發揮某種抵消作用。即勞動力成本的優勢，既可以在較低工資和較低人力資本的組合上形成，也可以在較高工資和較高人力資本的組合上形成。特別是從長期來看，回答中國制造業何去何從的問題，不在于做出某些簡單的判斷，而需要分析究竟什么因素決定著制造業的長期競爭力。本文分析表明，創造人力資本條件是保持制造業競爭優勢的關鍵。本文擬采用一種反向思維的方式，從考察潛在的制造業轉移目的地入手，看制造業有無可能，或者在什么情況下會流出中國。
價值鏈位置才是制造業競爭力
許多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曾經占有巨大的制造業份額，后來相繼被中國沿海地區所超越。在遭遇了金融危機并且復蘇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壓力下，這些國家當然希望能夠把制造業轉移回國內。例如，美國明確提出了“再工業化”、“重振制造業”等政策目標，并且成為了奧巴馬總統的競選口號和競選舉措。經濟學家也為此制造了充分的理論基礎、經驗證據和輿論材料。
例如，保羅·薩繆爾森從理論上推導出美國“無就業復蘇”的受害者或者“占領華爾街”的急先鋒們，實際上是國際分工的直接受害者。這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曾經熱衷地推崇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學說，稱其是社會科學中首屈一指既正確且重要的理論，但幾年前又與時俱進地證明了，全球化并不必然使加深貿易的各國均等地獲益，而在受損的或獲益較少的國家內，由于勞動力不是同質的，那些低技能群體則因全球化而成為受損者。
還有的經濟學家發現，美國勞動力市場出現的兩極化傾向，即高低兩端崗位增長較快，而需要一定技能的中間層次就業崗位減少，降低了低收入家庭受教育激勵，進而低端勞動者的教育水平不適應產業結構變化。隨著全球化深入，可貿易部門的崗位大量外流，使得這個群體被新的國際分工排斥在外，最終表現為美國社會產生大量的窮人，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彭斯也發現，過去20年里美國的可貿易部門沒有創造任何新增崗位，并斷言產業外遷摧垮了美國經濟。
可見，無論是就事論事還是為了選戰的需要，奧巴馬總統把遷出去的崗位拉回美國的意圖是真誠的，也算是合乎邏輯。問題在于是否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喬布斯逝世前曾經促成了一次硅谷企業家與奧巴馬的會面，其間奧巴馬問喬布斯能否把蘋果在中國的工作機會帶回美國，喬布斯直言不諱地回答：那些崗位回不來了，除非你能夠培養出3萬名合格的工程師。喬布斯的話沒有說完，其實他還應該補充：“除非你能夠找到性價比堪與中國相媲美的一線工人”。那么，美國的教育和培訓能夠提供出這些工程師和工人嗎?
雖然美國仍然擁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大學教育，在科技創新領域繼續占有領先地位，但是，前述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化，即對人力資本要求高的產業和對人力資本要求低的產業擴張快，而處在中間的產業處于萎縮狀態，一度形成所謂“從中學直接進入中產階級”模式。許多青少年不讀大學，甚至高中入學率也大大降低，整體人力資本水平下降。例如，美國2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2000年的13.22年降低到2010年的12.45年，其與世界173個國家同一指標的中位數的比率也相應降低。至今，在美國已經找不到既接受一線崗位報酬，又勝任普通熟練程度技能的工人，遑論制造業回流。
其實，美國也好、日本也好、德國也好，都仍然堪稱制造業大國，其制造業在價值鏈上的位置遠遠高于中國。政治家有所不知或者故意不講的是，利用保護主義的手段抑制或傷害中國制造業，并不能把相同的崗位回流到這些國家。因此，結論是中國制造業不會轉移回到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不過，中國勞動力成本的變化也說明，值得探討的問題越來越在于，中國制造業在攀升價值鏈的過程中，將越來越遭遇與這些國家的直接競爭。因此，所謂保持制造業競爭力的命題，實際上等同于能否在更高的價值鏈上獲得競爭力。這種新的競爭力不僅取決于勞動力數量或工資成本，更取決于勞動力質量或人力資本。
中國人口紅利的深化：“數量型”變為“質量型”
中國制造業固然不會流回到具有剛性的高工資和高福利發達國家，那么會不會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被認為具有潛在人口機會窗口的國家呢?中國于2004年到達以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為標志的劉易斯轉折點之后，預計在2013年到達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人口撫養比停止下降的人口紅利轉折點，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趨于消失。與此同時，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轉變落后于中國，還可以預期要經歷勞動年齡人口繼續增長的一段時間。如果這些國家潛在的人口紅利可以轉化為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按照著名的雁陣模型，就具備承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條件。
創造過“金磚四國”概念的高盛集團，后來又制造了一個具有經濟增長潛力并且與人口紅利相關的“新鉆11國”的概念。這些國家分別是韓國、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賓、孟加拉國、尼日利亞、伊朗、越南、土耳其、埃及。由于其中韓國是一個高收入國家，并且其人口轉變進程與中國相仿，實際上不應該在這個分類之中。而沒有包括在“新鉆11國”中的印度，反而更符合在勞動力供給潛力和工資水平與中國構成競爭的標準，所以，我們將印度替代韓國納入與中國的比較之中。潛在的制造業承接國家無疑遠遠超出這個范圍，這里僅僅是以這些國家為例，想要說明的道理將會具有一般性。
在上述國家中，有的無疑在勞動力成本上面比中國有優勢，如在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國等國家，人均GDP和工資水平顯著低于中國。但是，土耳其和墨西哥的人均GDP大大高于中國，工資也比中國高出很多，因此從勞動力成本角度尚不構成很大的競爭力。需要注意的一個重要事實是，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和勞動力大國，上述國家加總起來也無法代替中國的地位。例如，2010年在全部進行比較的12個國家中，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總量中，中國占到了38%的絕對多數比重。如果不包含印度這個世界第二人口大國的話，中國在全部勞動年齡人口中的比重更高達55%。即使到202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仍然保持很高，高于許多其他國家。
中國勞動力的龐大規模和占絕對優勢的比重，決定了這些國家替代中國成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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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產業向外轉移或成必然 中國制造業何去何從
地址：http://m.sdlzkt.com/a/zhibo/20120301/1162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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