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未從全球金融海嘯中走出,冰島、希臘、葡萄牙和意大利的政府債務危機又相繼引爆,給人的感覺是歐洲正在淪陷。當有機會近距離觀察歐洲時,方意識到,歐洲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齡化而導致的經濟活力不足。
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跟歐洲國家截然不同,中國呈現出傲視全球的增長速度,但中國經濟也面臨很大的結構性問題。我們不能戴著有色眼鏡去放大歐洲發達國家的疾患,也不能對中國經濟中的問題避而不見。只有正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才能構筑長期增長的根基。
歐洲的困頓
考察途中,有同行人感慨德國成熟的基礎設施:“美國人花全世界的錢,德國人花自己的錢。”此言非虛。美國憑借其美元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長期維持巨大的貿易逆差,過度消費和過度杠桿化導致次貸危機。德國以不超過中國四川省的國土面積,多年以來一直保持全球第一貿易順差。
更令人起敬的是國民整體素質。在德國考察的兩周時間里,沒有聽到汽車鳴笛聲。即使是鄉間小路,每在交叉口,駕乘汽車的人都要停下來很仔細地觀察,確保無行人時再通過。對于屢屢見到的程式化停車看人的動作,團中有人感慨:“這是在德國。如果在北京這么等著永遠都過不去,過于講文明會被淘汰。”
以出行細節作為兩國國民素質的判別標準恐有失武斷。考慮到德國只有8000萬人口,而北京市的常住人口都超過2000萬,擁擠程度遠勝之。在很多人眼里,效率重于形式,在北京,整齊劃一地遵守交通秩序,恐有不小難度。
參觀的7個品牌,都位于德國安靜的小鎮上。靜謐得好像時間停止了流淌,觸目望去,都是上了年紀的紅黑兩色的建筑,窗前、門口都點綴著小花,偶而能看到一兩位老人,年輕人很少。這是城市化的結果。
慕尼黑和法蘭克福兩大中心城市,人口不是很多,市區面積也不大,沒有太多高層建筑。“二戰”后“嬰兒潮”時代出生的人已經到了暮年,和德國一樣,整個歐洲都面臨人口老齡化和出生率下降的困擾。
歐洲面臨的經濟環境也跟人口結構有關。市場消費能力停滯,企業營收增長出現困難,國家稅收受到很大影響。而這些國家普遍實行高福利政策,經濟上升期間累積起的巨額債務在金融海嘯后引爆,各國政府為削減債務焦頭爛額。
可以想象,德國市場消費能力停滯不前,如果德國的企業不拓展國際市場,就難以有持續的增長。在憂患意識的推動下,德國企業重新定位,產品以簡潔為面,取材以品質為上,工藝上不厭其精,在全球拓展高端市場。
德國的國民性格認真得近乎刻板,這跟高端制造業形成兼容。不在價格上向市場妥協,以質量取勝;不在設計上向潮流脫離,簡潔實用為本。由于勞動力稀缺,德國工廠機械化程度普遍很高。雄厚的科研實力是機械化的后盾,高精尖的數控機床和模具使德國企業卓爾不群。同時,德國企業不吝人工,把手工精神融進產品,成為高端血統的組成部分。
同時,德國企業專注而執著,福適寶做門把手、吉徠做開關、嘉格納做電烤箱都有數百年的歷史,在所在的細分領域無論是聲譽,還是市場占有,都做到了金字塔尖。盡管有公司通過上市成為公眾公司,但創始家族依然能夠在公司發揮很大的影響力,維持著品牌的家族血統。
中國制造業惡化
最近,達芬奇天價家具“洋品牌”身份被指造假,讓很多奢侈品愛好者瞠目結舌。其實,顧客稍有點常識,就不至于上當。所有意大利乃至西方著名家具品牌,一定是創建的名字,絕不會拉一個畫家的大旗來做自己家具的“表皮”。
達芬奇家具并非孤例。在服裝、鞋履、建材、家電等領域,偽國際品牌大量存在。這些企業連仿冒國際品牌都省掉了,直接把自己冠以國際名牌,利用信息不對稱,大力進行市場推廣。由于欺詐大量存在,老百姓只能哀嘆“天天上一當,當當不一樣”。有些假冒偽劣即使擦亮眼睛也無法辨識,比如三聚氰胺、瘦肉精和各種食品添加劑。
雖然國內發展市場經濟已超過三十年,但發展中的問題多多,重信用的商業文化一直缺失。相較于提高產品質量、提升產品文化內涵、完善管理和銷售體系等立本之道,企業對短期見效的逐利之術太過重視。例如,國內各大奶業用在廣告上的預算比例可能是全球最高的,有時還相互攻擊。消費者支付了愈來愈高昂的價格,但中國乳業的標準之低幾乎創世界之最。
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制造業的產業環境一直處于惡化的過程中。這幾年,產業利潤不斷向上游采掘、原材料環節集中,這常常是國有企業的傳統領地。在制造業不彰的情況下,民企制造企業“三三制”開始流行:1/3資金做老本行,1/3資金做房地產,還有1/3投機大宗商品和股票。做老本行的公司實體還通常作為銀行貸款的融資通道,貸出的款項不是用來擴大再生產,而是用來房地產投機。
在通貨膨脹的時代,原材料、人工、資金等生產要素成本大增,企業通常沒有能力轉嫁,這也是國內企業棄實業而放任房地產投機的深層次原因。
考察團中有一位設計師隨行,他的父親是中部某市主管招商的副市長,奔波而忙碌。在他每年年尾天數不多的探親假中,也被父親安排評判企業提交上來的投資報告。這些企業都列出了廠房、基地、員工樓、商業開發部分等長長的用地指標。
在中國做企業,即使業務不是房地產,也必須跟房地產搭上關系,整體經濟嚴重“房地產化”。所以,中國經濟出現了死結。
政府主導產業規劃失效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的名義財富急劇增長,進入新世紀以來更是直線上升。截至今年6月,中國居民存款、企業存款和流通中貨幣總額高達78萬億元,超過美國。
在德國麥琴根的胡戈·波士(Hugo Boss)工廠店,胡戈·波士一套西裝售價合人民幣兩千多元,襯衣單件三四百元,甚至比國產品牌雅戈爾(600177,股吧)都便宜。這個備受國內推崇的奢侈品牌,國內售價通常過萬元。因貨幣泛濫導致的購買力縮水,已經成為中國居民最大的恐慌,這對制造企業來說,也不是利好消息。
為求破解,決策層提出培育和發展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七大新興產業,后來又加進高鐵,作為新興產業之首。
經驗證明,政府主導的產業規劃通常是失效的。試想,如果美國上世紀70年代也像中國發改委召集各大部委圈定戰略新興產業的話,電信、互聯網、生物制藥肯定不在其列,因為這三大行業在當時還看不見其嫩弱的萌芽。事實上,這三大新興產業進一步奠定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基礎。
各地方政府力倡的半導體照明已經出現過剩的跡象。中國企業的訂單蜂擁至德國LED外延片關鍵設備MOCVD的制造商Aixtron。安徽蕪湖、天津、廈門等地方政府為LED制造商進行土地和稅收優惠的同時,還為他們進口MOCVD提供巨額補助。目前,創業板已經有多家LED制造企業,這些企業用著德國的設備,向日本、韓國進口原材料,做著微笑曲線中附加值最低的封裝等環節。政府揠苗助長的巨額補助更讓這些企業喪失了創新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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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產業規劃失效 中國制造缺穩定的發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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