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光裕

　　14年的刑期，這真的不算短了。當年(1986年)，黃光裕赤手空拳進北京，到他成為胡潤財富榜首富(2004年)，也只用了18年。

　　就此案而言，再審的結果，黃光裕被減刑的機會有限。

　　14年刑期，即使算上所有優良表現的加分因素，黃光裕也將至少在監獄里待七八年時間。不到40歲就成為中國首富的黃光裕，就此跟大家作別。東山可望，再起不易。

　　事實上，至少他的商業伙伴們更希望速速與他作別。

　　黃案一審判決前一周，國美電器股東周年大會上，黃光裕行使他大股東的權力，否決外資股東貝恩資本3名代表進入董事會……結果是，貝恩方面3名代表卻昂然進入董事會，否則國美將面臨向貝恩支付24億美元的賠款。黃光裕的否決，被再否決。

　　否決再否決，僅僅是一個面子上的難堪?沒這么簡單。這是公司控制權之爭的戲劇性表現。控制權之爭的原因直接而明確，就是利益。黃記國美，未來相當長的時間，故事變得單純：黃光裕還有多少時間保持他能夠主導公司大股東的地位與權力。大家早已經做好準備，并開始用行動與黃光裕告別，剩下的只是進程的快慢而已。

　　落幕的故事令人感嘆，但除了陰謀與八卦，并無趣味。

　　14年的刑期，黃光裕用這種極端方式完成了他的告別儀式，傳奇之外，其可供分析之價值，尤顯突出。

　　對于失敗者，而且是失敗的首富，制度分析乃至批判，顯得強悍有力。但是，只要你仔細想想，所謂“原罪”，以及制度重造，聽起來言之鑿鑿，其解釋力的死角則是：為什么是黃光裕。如果制度不良甚至有著極其深刻的惡的因素，那么，“原罪”對于所有中國民營企業創立者，將無可避免。這個時候，真實的疑問就出來了：為什么是黃光裕落敗而去?制度分析框架，在尋找普遍意義之際，并無能力解答這一疑惑。很簡單，制度分析所要達到的目標，不是單個的個體，比如黃光裕的得失成敗以及背后的機理，而是空洞的“制度”本身。上一頁 1 2 下一頁單頁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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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三聯生活周刊：黃光裕東山可望再起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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