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市場20周年，始終有一雙來自“第三方”的眼睛，洞察著光明與陰暗。
胡舒立是一個“小女子”，因多次刊發(fā)揭黑報道被美國《商業(yè)周刊》評為“中國最危險的女人”。她曾主持的《財經(jīng)》“攪動”了中國的證券市場，以揭黑式的報道推動了市場的整頓和進步，并成為中國證券史的一部分。
以胡舒立為代表的一代財經(jīng)媒體人，20年來“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凸顯了媒體對于資本市場“公開、公正、公平”的追求。而胡舒立個人事業(yè)的起伏，也引發(fā)了媒體力量在資本市場中角色變遷定位的思考。
我們在此記錄胡舒立，既是記錄像她一樣的一介文人，更是記錄媒體與證券市場相伴共度的歷史。
“啄木鳥”式改良
社會要有喜鵲，也要有啄木鳥。對于曾經(jīng)制度建設尚未完善、莊股橫行、上市公司公信力極低、假惡丑甚囂塵上的中國股市來說，也急需有一只專業(yè)的啄木鳥。在對蛀蟲的敲打中，其目的不是為了把樹擊倒，而是為了讓它長得更好。
《基金黑幕》是胡舒立對早期證券市場種種黑幕出擊的“第一槍”。
2000年10月5日，《財經(jīng)》在繼化名徐平的《嘉實地震》后，刊登了一篇第一作者“平湖”的長文《基金黑幕——關于基金行為的研究報告分析》，文章通過跟蹤1999年8月9日至2000年4月28日期間，22家證券投資基金在上交所的交易狀況，得出證券投資基金存在大量違規(guī)違法操作的結論。
《基金黑幕》猶如一個超級炸彈，發(fā)表后隨即引起市場的軒然大波。十天后，博時等10家基金管理公司聯(lián)合發(fā)表嚴正聲明，指責《財經(jīng)》雜志這篇文章“對中國基金業(yè)兩年來的試點成果給予全盤否定，其中頗多不實之詞和偏頗之論，嚴重誤導了投資者。”雙方在公開信息披露媒體上一來一往不下三個來回。
“其實基金違規(guī)現(xiàn)象一直是半公開的，但當我們下決心披露時，心里不免還是有些緊張，文章發(fā)表在十一長假前，誰都沒想到后來影響那么大。”時至今日，回憶當初《基金黑幕》一文的出爐過程，胡舒立團隊核心成員、《基金黑幕》一文的作者李菁仍記憶猶新。
雙方斗爭的白熱化顯然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人們看見的胡舒立是那樣匆忙，開會、電話幾乎成為那段時間她生活的全部。這個小個子女人在該期雜志的“財經(jīng)觀察”——《批評權、知情權，還有“新基金”使命》中毅然寫道：在中國證券市場的發(fā)展中，任何道理都不可能凌駕于市場“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之上，而在三“公”之中，“公開”居于首位。媒體的批評權與公眾的知情權作為公開性的保證，其重要地位必然地優(yōu)于市場上某一利益集團自賦或他賦的“歷史使命”。
一度沸沸揚揚的“基金黑幕”事件最終以胡舒立一方完勝而告終，在隨后的一年中，胡舒立和她的同事們又做了更多類似的揭露性報道，一系列資本市場的黑幕、內幕暴露在世人面前。
在看到“基金黑幕”等揭黑報道為胡舒立和《財經(jīng)》贏得巨大聲譽后，國內財經(jīng)媒體界掀起了一場“揭黑潮”，新聞媒體對于財經(jīng)領域的興趣被普遍激起。
走在“敏感”第一線
站在證券市場20周年的時點上，回顧《財經(jīng)》早年對證券市場種種弊病所作的一篇篇振聾發(fā)聵的調查，仍令人震撼唏噓。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胡舒立和《財經(jīng)》，不僅對證券市場的健康發(fā)展起到積極意義，更成為日后國內財經(jīng)媒體輿論監(jiān)督的精神榜樣。
但是胡舒立的戰(zhàn)場不僅僅在財經(jīng)，擁有著對社會全方位關照的媒體人，也需要在更大視野中針砭時弊。她給出的解釋為：“在當下，哪怕一個看似十分技術化的專業(yè)問題，也不再可能在其固有領域內求得解決，而必須放到中國改革的大格局下來考量，方能得到準確的辨析和有效的解決。”
憑借“基金黑幕”起家的《財經(jīng)》，在2003年的“非典”報道中，又以及時、準確地披露疫情和發(fā)出預警而聲名大噪。從財經(jīng)領域到政經(jīng)領域，胡舒立進行了大膽的轉身。上海社保案、汶川大地震校舍安全問題、央視大火，《財經(jīng)》都在第一時間推出了“獨到、獨立、獨家”的報道。胡舒立的新聞報道始終走在最為敏感的第一線。
當一篇篇重磅報道獨家披露后，人們驚訝于胡舒立依然安然無恙，外界的猜測她有著強大深厚的人脈和背景，胡舒立本人也不可避免成為了新聞的構成元素。
舒立對此明確表示，敢于刊發(fā)這樣的報道，“沒什么秘密。一是發(fā)現(xiàn)事實，二是審時度勢”，只要做到了新聞的客觀公正，并且掌握好了政策底線，秉承的原則又是“推動社會進步”，就沒什么好怕的。
事實上，胡舒立在從業(yè)過程中將其所奉行的真實、客觀的新聞價值觀一以貫之，從早年的《工人日報》、《中華工商時報》，及至后來創(chuàng)刊的《財經(jīng)》和《新世紀周刊》，胡舒立敢對黑暗叫板，對新聞充滿熱愛和追求，與她的經(jīng)歷和性格不無關系。
她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她的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譯家，《申報》國際版主筆。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長；母親曾是《工人日報》的高級編輯。胡舒立說：“一個人一輩子只能做好一件事，我還是干新聞吧！”
1982年，29歲的胡舒立進入《工人日報》國內部當了一名記者，第一篇批判性文章是1985年關于河北省華北油田的揭露性報道，其新聞個性開始彰顯。
在擔任《工人日報》國際新聞編輯和記者時，她曾前往位于明尼蘇達的世界新聞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進行過五個月的研究，后于1994年獲得美國斯坦福大學新聞學院奈特獎學金，攻讀發(fā)展經(jīng)濟學。這段時間并不長的留學生涯，使得西方新聞學的精華逐步沁入身心，全球視角、客觀公正逐步形成其日后報道的主要風格。
“胡舒立是一個純粹的新聞記者，她的理念、她的方式從未發(fā)生動搖。”一位熟悉她的同事這樣評價胡舒立。據(jù)早年在《中華工商時報》的同事黃艾禾回憶，彼時有“京城影評第一筆”之稱的她，曾發(fā)表了一篇略帶傾向性的文藝評論，而從來只喜歡做“硬新聞”的胡舒立竟不留情面地質問她：“我沒想到你也寫關系稿！”“直到今天，我也一直受到她的感染，源自那一次的激勵。”黃艾禾稱。
“我不喜歡胡舒立，但我非常關注她的舉動”，一位證券界資深人士告訴記者。
作為京城媒體圈里第一個開車、第一個用手提計算機的女性媒體人，她永遠在不斷超越自身引領時代潮流。
了望者的未來
美國著名報人約瑟夫·普利策有句廣為人知的話：“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fā)出警報。”
資本市場是社會利益交織沖突最為深刻的領域，投資者、上市公司、金融機構、監(jiān)管層等各個利益主體既互動又博弈。
從資本市場20周年的歷程來看，基金治理、上市公司治理、券商綜治、股權分置改革等重大歷史轉折關頭，都出現(xiàn)過媒體監(jiān)督者的身影，他們或是揭開膿瘡讓改革進程加快，或者大聲疾呼解放思想推動創(chuàng)新。媒體并不是改革的主導者和決策者，但卻是信息公開、思想交匯、輿論監(jiān)督的場所。媒體人自覺或是不自覺地追求公平正義，盡管刺痛了某些敏感的神經(jīng)，但客觀上減少了資本市場可能付出的巨大成本。
但不可否認，當媒體深度介入到市場中的時候，市場的利益相關者也在深度介入媒體。最為明顯的是，在競爭激烈的媒體環(huán)境下，很多媒體迫于經(jīng)營壓力，報道內容難以與廣告經(jīng)營劃清界限。客觀地說，很少有媒體能保持百分之百的客觀角度，媒體人所面對的是更為復雜的格局。胡舒立獨一無二的性格使她的人生軌跡更加波瀾起伏。
2010年11月5日，在北京國貿(mào)大酒店舉辦的一場高規(guī)格“財新峰會：中國與世界”上，面對受邀的周小川、吳敬璉、史美倫等過去十多年來叱咤資本市場的峰會嘉賓，年屆57歲的“財新-《新世紀》周刊”總編輯胡舒立依然淡定從容。
一年前的11月9日，胡舒立離開了她供職11年《財經(jīng)》雜志，創(chuàng)辦了財新傳媒。一起離開并重新創(chuàng)業(yè)的還有上百名其團隊主力，包括與她共同創(chuàng)辦《財經(jīng)》的楊大明和王爍。
在原則面前不妥協(xié)，堅持采編和廣告分離，這就是胡舒立的獨立原則。在確定選題機制、策劃具體的每一篇報道的時候，要非常強調防止出現(xiàn)依附或者受制于個別利益集團的傾向。胡舒立認為，新聞工作者，必須在新聞采編業(yè)務的規(guī)范上，不斷建立和完善“防火墻”機制，來保證新聞操作的真實性、客觀性、公正性。
值得欣慰的是，胡舒立和她的團隊沒有在資本市場的絢爛色彩中迷失方向隨波逐流。在媒體與市場結合得“水乳交融”的今天，她依然堅守著“第三方”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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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記者胡舒立：始終有雙來自“第三方”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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