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天才的相遇
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也許永遠不會忘記1979年，那一年他剛好5歲，由于前蘇聯對猶太人實行歧視政策，他們全家移民到美國，在這片大陸上開始了新的生活，那也標志著美國歷史上最后一次移民潮的終結。
布林的父親邁克爾是一名數學家，曾經在前蘇聯的計劃委員會就職。“用數據證明蘇聯人的生活水平比美國人高得多，這就是我在蘇聯工作時期的主要內容，可事實又如何呢?”邁克爾說。
到美國后，邁克爾在馬里蘭大學的數學系謀得了一個教書的職位，而布林的母親則成為了美國宇航局的一名專家。
在布林成長的家庭環境中，學術探討一直是日常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話題包括計算機、數學和未來。布林的數學天賦自幼年時期就開始顯露，他同時還對電子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尚在讀小學一年級時，布林就做了一件令其老師大為吃驚的事情：向老師提交了一份有關計算機打印輸出的設計方案。那時候，計算機就像當初的黑白電視一樣，只有少數人擁有并懂得如何使用，這也難怪布林的老師根本就看不懂這個學生的方案。
布林就讀的高中是在20世紀70年代能源危機期間建立的，有著1米厚的墻，卻沒有窗戶。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畢業后，他進入了馬里蘭大學攻讀數學專業，由于成績杰出，布林在取得學位后獲得了一個獎學金，19歲便進入斯坦福大學。
如果說，哈佛與耶魯大學代表著美國傳統的人文精神，那么，斯坦福大學則是21世紀科技精神的象征。
斯坦福擁有8000多英畝的校園，是美國面積第二大的大學。1959年，工程學院院長特曼(Frederick Terman)提出了一個構想，這同時也是斯坦福大學的轉折點：他將1000英畝土地以極低廉、只具象征性的地租，長期租給工商業界或畢業校友設立公司，再由他們與學校合作，提供各種研究項目和學生實習機會。
就這樣，斯坦福成為了美國首家在校園內成立工業園區的大學。而工業園區內企業一家接一家地開張，不久就超出斯坦福能提供的土地范圍，并開始向外發展擴張，形成美國加州科技尖端、精英云集的“硅谷。多年過去，斯坦福大學被科技集團與企業重重包圍，與高科技、與商界，更與實用主義和開拓精神這些典型的美國精神建立了密切的聯系。
布林第一次參加斯坦福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就以10門都名列前茅的優異成績被錄取，而且他善于同教授們合作各種項目。他非常自信，對環境適應得也很好，同時還很外向，他在斯坦福充分地享受體操、游泳和社交活動的樂趣。在斯坦福大學，這位數學天才再次得到教授們的重視，校方允許他免讀碩士學位而直接攻讀計算機專業博士學位。
跟布林的移民身份不同，拉里·佩奇(Larry Page)在芝加哥長大，他的父親是密歇根州立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母親也是猶太人。直到現在，佩奇還一直認為自己從事這個行業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父親的影響。6歲，佩奇就喜歡上了計算機，并擁有了第一臺個人電腦。上小學時，當他把自己的第一份家庭作業用電腦打印出來后，老師們都感到十分吃驚。
在進入斯坦福大學之前，佩奇在密歇根州立大學獲得計算機工程學士學位。在此期間，他曾經利用樂高積木設計了一款別致的繪圖機與噴墨打印機。
1995年3月，布林奉學校之命帶新來的研究生佩奇利用周末時間認識校園。那時，布林已經是一名社團成員，并開始逐步適應大學的生活。
初次見面，兩個傲慢的天才幾乎無所不談，可又針鋒相對。也許是因為猶太民族的精神中本來就存在某種挑戰智慧極限的嗜好，他們喜愛深入探討、喜愛提問、喜愛辯論、喜愛交流各自的觀點、喜愛捍衛自己的原則，等等。這種對辯論的愛好經常是沒有結果的，但是當這種思辨上升到某個層次的時候，它往往會激發出石破天驚般的靈感。
幸運的是，他們珍惜并尊重這樣的智力比拼，并因此發展出了歷久不衰的友誼，這段長久友誼的偉大意義正如比爾·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維·帕卡德(David Packard)之于惠普，斯蒂夫·沃茲尼亞克(Stephen Wozniak)和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之于蘋果電腦，或者保羅·艾倫(Paul Allen)和比爾·蓋茨(Bill Gates)之于微軟。
布林的家在華盛頓郊外，他個性張揚，喜歡說笑話，是個習慣處于聚光燈下的人。佩奇是家中兩兄弟里年齡較小的一個，相對比較安靜，更喜愛沉思。雖然性格不盡相同，可是他們的成長經歷卻又是如此的相似。
他們都是第二代計算機的使用者，而且在上小學時就已經離不開它了。這是受到父母言傳身教影響的緣故，他們的父母在工作場所和家里都會用計算機進行復雜的數學運算，這使得佩奇和布林與同齡人有很大的不同。同時他們讀的都是蒙臺梭利式學校(這種教育相信兒童有獨立創造的潛力，并有學習的沖動;并主張兒童有被作為獨立個體對待的權利)，這加速了他們早期的教育，并豎立了相同的價值觀。他們都住在離著名大學很近的地方，而且父親都是大學里受尊敬的教授，他們母親的工作也都同計算機和技術有關。在他們家，知識可不僅僅是受到重視，更是被視若珍寶。
他們到斯坦福來的目的是拿到博士學位，而不是變得富有，可是周圍的環境卻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1995年，一家叫做網景、成立僅僅16個月的公司的股票以每股28美元的價格上市。其第一天的交易就異常火爆，股價最高漲到了每股75美元的高價，從而使網景這家奇跡般的高技術公司，突然之間達到了30億美元的市值。網景公司的IPO開啟了硅谷的互聯網時代，同時也造就了一股互聯網淘金熱。
在網景公司上市之后，斯坦福計算機系彌漫著美元的氣味，加上斯坦福大學歷來鼓勵和扶持創業的傳統，布林和佩奇虔誠的家族傳統和學術熱忱正開始受到嚴峻的挑戰。
硅谷式創業
1996年1月，布林和佩奇同計算機科學系的其他學生以及老師們一起搬進了一個新家。這是一座由淺棕色的石材建成的氣派的4層建筑，樓面上鐫刻著“威廉· 蓋茨計算機科學”的字樣，微軟的董事長為此花費了600萬美元，他的目的是“為計算機工業的未來投資”。那個時候蓋茨正在完成《未來之路》一書的修訂版，并認為交互式網絡是人類通訊歷史上一個主要里程碑，因此決定微軟將全力支持和發展互聯網。
這些師生們一起創立了一個叫做MIDAS的課題小組;MIDAS是Mining Data at Stanford(在斯坦福挖掘數據)的字母縮寫。(在希臘神話中，邁達斯是一位能夠點物成金的古希臘國王)。
在90年代中期，網絡就像未開發的西部，沒有游戲規則，缺乏管理。數百萬人在網絡中登錄，用電子郵件相互聯系，但是在那樣一堆亂糟糟的網站中間，你幾乎完全無法搜索出自己滿意的結果。
佩奇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論模型——通過計算指向某個網站的鏈接數量，最后來確定這個網站的受歡迎程度。盡管受歡迎程度并不總是同其知識價值相關，不過，他和布林都生長在學術世家，非常重視發表在學術期刊上引用了諸多相關文獻的學術研究成果。而對佩奇來講，在某種意義上，鏈接就像是文獻引用。科學家會引用那些同自己的研究相關的已出版的文獻，而這些引用可以幫助學術研究界確定某項研究成果的價值和影響力。“文獻引用非常重要，”佩奇說，“事實證明，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們引用了上萬種不同的文獻。”他還說，“如果你的成果在相關科學文獻中被大量引用，就說明，你的工作非常重要，因為很多人都覺得它值得一提。”
這一系統基本上利用了Web本身令人眼花繚亂的復雜連接和數以百萬計的互聯網網民的集體智慧。因此，當我們利用Google進行搜索時，我們可能“走了一條其他對該信息有興趣的人走過的路”。佩奇為他的鏈接評級體系起名為“PageRank”(網頁序列等級)。而最終的結果是，他們把網絡搜索轉化成了普及程度和流行性的一次競賽。
1997年初，佩奇打造了一個叫“BackRub”(返回觸摸法)的簡單的搜索引擎。這個搜索引擎之所以叫“BackRub”是因為它主要處理反向鏈接。這年秋天，布林和佩奇決定給BackRub起一個新的名字。最后陰差陽錯，采用了Google這個名字，原詞其實是“Googol”，意為10的100次方——一個表示巨額數字的數學術語，Google想用它來表達網絡的浩瀚，并凸顯其搜索功能的強大，而正如雅虎和亞馬遜，這個名字很有互聯網公司的氣質。
這個引擎首先為斯坦福大學內部的學生、教師和管理人員使用。在校園里，人們對這個引擎的性能有口皆碑，它很快就流行起來。大學的技術認證中心開始為這項技術申請專利。斯坦福的教授和學生都開始用它來在網絡中搜索信息。而它很快就成為了大部分人唯一使用的搜索引擎。
隨著數據庫規模越來越大，用戶數量越來越多，布林和佩奇的計算機不夠用了。但是，他們沒有足夠的現金，所以他們千方百計地省錢，自己購買零部件組裝機器，還在倉庫里翻找沒有人認領的計算機。他們在蓋茨樓360室塞滿了計算機之后，又把佩奇的宿舍變成了數據中心。佩奇更是為了加快搜索速度，把大約1萬臺服務器連在一起，“拼成”了一部超級計算機。雖然條件艱苦，可是他們學到了非常有益的一課：通過集成和連接便宜的個人電腦部件可以做出性能優越的計算機處理系統，而這個做法一直延續至今，目前Google分布在25個網點的45萬臺服務器均為自行拼裝和設計。
1998年3月，佩奇和布林在一間中國餐館里向保羅·弗萊厄蒂(Paul Flaherty)介紹了自己這種性能更好的搜索引擎的優點。弗萊厄蒂是他們兩人的校友，也是當時最大搜索引擎AltaVista(占據了整個搜索市場份額的54%)的設計者之一。布林和佩奇希望AltaVista公司能夠付100萬美元購買即將獲得專利的PageRank系統。當時布林和佩奇的想法是在售出專利之后，追隨他們的父母，繼續完成在斯坦福的學業。
盡管弗萊厄蒂認為這兩個年輕人的創意很酷，并將大有作為，可是幾周后，他還是決定放棄Google。因為這個時候AltaVista的母公司數字設備公司(DEC)不希望在技術上仰仗外人。更為重要的是， AltaVista認為搜索市場只會是一個死胡同，而它正在努力成為一站式目標網站，包括提供新聞、購物、電郵和其他一些服務，希望吸引用戶將它的網站作為使用網絡的起點和終點。
之后，斯坦福的教授們和大學的技術認證辦公室還幫助布林和佩奇同Excite以及雅虎等其他一些搜索引擎進行接洽，可是，這些公司都沒有買下Google。在一定程度上，這些網站拒絕是因為它們都希望計算機用戶花更多的時間在它自己的網站上，使人們花更多時間和金錢，而不是更少。而Google搜索引擎則正相反，它為人們提供快捷的答案，使他們可以迅速到達最相關的網站。
不斷遭到拒絕使兩人備受打擊，不過也使他們的信念更加堅定。作為天生的技術狂人，他們日以繼夜地工作，不斷完善手頭上現有的僅提供斯坦福校內使用的搜索引擎，睡眠成為了一種奢侈品，午夜3點狹小的工作室里還是擠滿了忙碌的小組成員們。
與其他人對未來的預期不同，他們一直相信使用者越快離開Google的頁面，他們就越成功。而Google的頁面從來就不只是網際網絡的入口，而是網際網絡的出口，引領著使用者離開當前的困頓，前往信息的真正所在。這個背后的哲學則是：越能幫助使用者離開的地方，就會讓人更想回去;當其他門戶網站還得仰賴“設為主頁”來讓使用者記住時，Google早已存在于每個使用者的心中。
對自己理念的偏執甚至是狂妄自大在硅谷這片地方其實并不少見，因為這里充斥著一群想用自己的方式改變世界的“瘋子”們，他們也從骨子里有股叛逆精神，總認為自己的技術和理念是最好的。1984年，對計算機技術提出了革新理論的史蒂夫·喬布斯，在推出蘋果電腦前夕，曾接受過一位記者的提問：“你調查過公眾是否需要這種計算機嗎?”喬布斯回答道：“難道你認為萊昂納多·達·芬奇在繪制《蒙娜麗莎》之前也做過同樣的調查嗎?”。
最終，1998年8月底一個晴朗的早晨，布林和佩奇說服了安迪 ·貝托爾斯海姆(Andy Bechtolsheim)，這位太陽微系統的共同創辦人之一和傳奇投資人。最終，貝托爾斯海姆說：“這是幾年來我聽到過的最好的想法，我希望能夠成為其中的一分子。”同時立刻開出一張10萬元的支票。
對于貝托爾斯海姆來說，這樣的投資也許只是他的一個小項目，可卻給兩個年輕人無比的信心，也使他們在向家人和朋友融資的時候更具說服力。他們很快就弄到了大約100萬美元，這些錢足夠他們購買必需的計算機設備并邁出計劃中關鍵的一步，他們為此去漢堡王餐廳慶祝了一番。
那天早上，當貝托爾斯海姆駕駛著自己的保時捷離開時，并沒有意識到剛才他的所作所為的巨大意義。“在我的構想里，他們也許可以吸引數百萬的搜索用戶，然后再利用這些訪問流量來賺錢，”他說，“我當時沒想到它會發展到今天這么大。沒有人能想得到。”
1998年9月7日，是別具意義的一天，這一天Google正式誕生。它在加州Menlo Park 開張了。在創立之初，辦公室就是朋友轉租的車庫，公司除了佩奇和布林之外，就只有一個雇員——克雷格·希爾維斯通(Craig Silverstein)——Google現在的技術總監。
車庫對于硅谷創業者來說是個神圣的地方。1939年惠普首先在車庫創立，接著喬布斯在車庫里面發明了蘋果電腦，蓋茨在車庫里面搞成了微軟，雅虎的創辦人楊致遠與大衛·費洛是在斯坦福大學共用一個拖車內的辦公室，而亞馬遜書店的貝索斯，當年也是帶著4個工作伙伴在自家的車庫里開始了創業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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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Google勇敢新世界：兩個天才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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