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日，又是一年愚人節熱，在中國互聯網上“整蠱”和“紀念張國榮”兩撥勢力斗得正歡的尾聲，蘋果中國官網在晚上公布了一封來自蒂姆·庫克的致歉信，表示關于蘋果“傲慢”的抨擊源自蘋果公司“對外溝通不足”，表示“誠摯的歉意”，并且重新調整了iPhone 4和iPhone 4S的維修政策，在一些關鍵性措辭和定義上進行了清晰的表述。
而在2天前，蘋果剛剛接受CNN采訪，比較了蘋果公司在產品質保上中美之間的共同和不同點，結論是除了語言上的不同，并沒有特別不同之處。唯一不同的是換后蓋，這可能牽涉到手機的生產來源。而在除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蘋果的保修政策也并非完全一致，這在跨國企業的市場執行上是一個很常見的情況，就像在快遞發達程度不同的兩個國家，送貨服務速度顯然會有差別一樣，這與“歧視”關系委實不大。
蘋果道歉后，中國人的小聰明又出來了
幾乎是在致歉消息公開之后的瞬間，蘋果“服軟”的話題迅速占領了中國的社交網絡，在微博上，有“果粉”興奮的表示要將自己用了近一年的iPhone 4S去找蘋果“換一個新的整機”，也有曾經力挺蘋果、反感中國央媒“公器私用”的網友表示不解和失望。
這也代表著中國市場中截然不同的兩類“果粉”——前一類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用戶，對于蘋果的品牌忠誠幾乎是由從眾或仰視心理決定，將iPhone和iPad視為潮流和時尚的可展示性商品，然而卻并不對蘋果公司抱持真正意義上的推崇;后一類則是從喬布斯時代就迷戀著蘋果的工業設計、品牌價值和產品影響等，熱愛蘋果公司代表的“顛覆”精神，而在央媒圍剿蘋果的期間，他們更為不齒的是在中國幾乎所有手機廠商都做不到蘋果維修標準一半程度的時候，借故打壓這個其實并不傲慢、只是遲鈍的巨頭。
后一類“果粉”，他們的話語權較之相對更大一點兒，所以對于《人民日報》的嘲諷一度占據了民間輿論的主流。但是，前一類“果粉”才是蘋果在華銷售占比的真正大頭，他們并不在意“對錯”、“公平”或是“用意”等問題，如果能夠致使蘋果不堪中國官媒的壓力將維修政策改得更加寬松，這些“果粉”會立刻變成“果黑”，跟著起哄蘋果對中國消費者的“歧視”。
當蘋果這次宣布調整中國地區的維修政策——終于將后蓋也納入整機置換的范疇里以后，某論壇上的一名“果粉”洋洋得意的發布教程，如何永遠使用新的iPhone手機：按照蘋果公司的條約規定，整機退換后新的三包時間會重新計算，那么理論上來說，就可以利用這個漏洞不斷的在三包時間快到期前弄壞手機，然后使自己的手機處于保修中，永遠使用被維修置換后的全新手機。(以前的不換后蓋，不屬于更換整機，是不受重新計算保修期的限制的。)
或因奶粉事件爭議升溫影響，香港高登論壇上曾有一名網友如此評論中國內陸人：“一聽到天然氣漲價，全城百姓排隊購買，一聽到交易利得交稅20%，離婚也可以……不質疑不抗爭，用卑微的小聰明小算計獲取可憐的效益。這就是特色的奴性順民慣性思維和處世哲學。”話雖難聽，卻，莫不如此。
“劣幣驅良幣”的經濟原理，想必不用多說。為了滿足中國官媒的轟炸需求和部分“果粉”的變態心理，蘋果從此必須承擔中國市場額外增長的售后成本，而其他正常的蘋果用戶也要相應的承擔成本轉嫁的代價——比如送修周期的增長。一貫強硬的蘋果，為了避免自己在華市場份額遭遇風險，這次也是算盤落空，就像一個本不接客的藝伎，讓人猥褻了半晌，顏面盡失，總算擠出一句“那就從了客官吧”，卻發現無人真的為此買賬，從此名財兩無，實在不堪。
蘋果是怎么把事兒搞砸的?
蘋果真正陷進的困境，是那則經典的“叫你丫不戴帽子”難題，具體內容可自行搜索，本文不再贅述。戴不戴帽子，其實并不是重點，蘋果真正得罪中國的地方，恐怕需要回到今年年初，蒂姆·庫克的中國之行。
喬布斯一生從未來過中國，即使Macworld Asia數次在北京舉辦，即使中國市場已經隨著中國經濟的膨脹而迅速成為亞洲最為重要的消費者市場，但喬布斯沒有計劃過任何一次中國之行。他在年輕時代曾經獨自遠赴印度，只是為了拜謁印度北方Kainchi靜修院的高僧Neem Karoli Baba。他也多次帶著妻兒前往日本游歷，將日本的禪宗文化當作心靈的歸宿。但是，喬布斯時代的蘋果，并不對中國抱有太多的好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蘋果曾經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希望后者配合遏制在中國市場上被大量仿制(現在叫山寨)的Apple II電腦，當時叫作“中華學習機”(有興趣的朋友可去查一下)，然而，蘋果抗議的結果可想而知，“傲慢”的中國政府并未理會這個來自美國的水果公司莫名其妙的要求。2005年，蘋果中國分部的管理層在中國“放衛星”的傳統下向蘋果美國總部提供了一份虛假的財務報表，最終導致蘋果幾乎炒掉了中國的整個團隊，這種歷史也讓喬布斯無法對中國提起熱情。
但是蒂姆·庫克不是喬布斯，他是中國的常客，我們也都能夠看到，他和喬布斯，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如果有人將喬布斯定義為一名商人，恐怕會迎來憤怒的咆哮，而蒂姆·庫克一直在進行的自我塑造，就是將自己定義為一名純粹意義上的商人。對蘋果公司有利的事情，那就持續推進，而對蘋果公司不利的事情，就要盡力的去避免，這種看似原則分明的背后，實際上是一種利益權衡上的聰明，在大部分時候適用——甚至能夠比喬布斯做得更好，比如啟動蘋果十七年來的首次分紅，就極大的刺激了資本市場的回應，讓蘋果的股價在“庫克時代”也能一度保持不遜于“喬布斯時代”的高增長速度。但是，這種基于利益評估而非自主判斷的機智，也讓蒂姆·庫克丟失了蘋果的一些引以為傲的傳統，并且埋下了危險的種子，比如僅是為了迎合大屏手機市場而貿然推出的“加長版”iPhone 5，比如在擴大設計總監Jonathan Ive的職權時導致iOS的奠基人Scott Forstall離職，比如在對待中國政府態度上表現出的表里不一，讓他幾乎是“無意”之中嚴重的得罪了一些部委，讓蘋果陷入這次有史以來在華市場的最大危機。
2013年一月，蒂姆·庫克高調造訪中國，會見了北京市代市長王安順，向對方承諾會在北京投資建設研發中心，將App Store應用商店和iTunes服務器在張家口進行部署，也方便北京對其進行管理。而在2月底，蒂姆·庫克改變了主意——或許是認為將給蘋果貢獻超過40億美元收入的App Store放在一個陌生的國家進行國內數據的監管，是一個不太穩妥的選擇，蒂姆·庫克在沒有知會北京的情況下，采用了ChinaCache的CDN服務，將數據“間接”的落地到了中國境內，聰明的既符合中國政府要求，也沒有真的交出蘋果公司對應用程序的管理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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