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監管議題外，針對中概股的中美司法互動悄然進行，但尚無法確認跨國的“聯合工作”是否已經展開，而中方依據現有保密法，傾向于由美方提出材料清單，中方政府部門轉而提供的模式。
過去的一年間，市場不斷討論聯合監管的效果，中美兩國間依然缺少一紙協定，
自去年中國概念股暴露財務問題被大量做空后，這項開始于至少四年前（美方認為是六年前）的證券市場跨國監管談判，開始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層面受到重視。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和美國財政部部長等都已公開就此項議題發言。
在眾多投資論壇上，在中國面臨客戶萎縮的投行和律所代表則認為，跨國監管需要提振市場信心，以打擊肆無忌憚的聯合做空者。聯合監管亦被一些市場上看長的投資者寄予厚望。
在經歷2010年四季度數十例高市盈率IPO景觀后，公開數據顯示，中國在美上市公司今年蒸發的市值已接近100億，超過24家公司長期停盤或退市。
在備受國會壓力的美國官員看來，“沒有什么理由不在2012年達成中美跨國監管的協議。”美國公眾公司審計監督委員會（PCAOB）主席多蒂（James Doty）一周前對媒體說，希望中國履新的證監會主席郭樹清能繼續推動雙方談判。
聯合監管“難產”
由于談判關鍵在于解決審計事務所的透明問題，美方代表團團長為美國公眾公司審計監督委員會（PCAOB）委員，副團長為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首席審計師。中方則由國家財政部和證監會、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的國際合作和會計師管理部門參與。
經過今年7月在北京的談判后，美方代表團團長弗格森（Ferguson）在8月對本報記者說，對中國大陸地區會計師事務所的聯合檢查（Joint Inspection）有望在2012年開始執行。
此前，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領銜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南京舉行時，也提及雙方將在跨國監管中加強合作。
但PCAOB主席多蒂在10月一次公開演講中言辭悲觀。一則從美國代表團組成部門轉發往本報記者的路透社報道稱，這項談判正遇到困難。當月，雙方約定的一次在華盛頓的會談取消。截至11月中旬，尚未敲定新的時間。美方認為是中國方面取消了會談日程。
本報記者多方獲悉，雙方的分歧并沒有實質性擴大。中國金融監管體系的中高層人事變動影響了進展。10月以來，中方曾要求一些會計師事務所提交對赴美上市公司的審計材料，但在國務院調令陸續下達后，國內市場的股票發行審核等工作也短暫停滯。
目前的核心分歧仍是，美方希望依照薩班斯-奧克利法案（Sabanes-Oxley ACT），每3年派專員（在中方陪同下）到事務所現場檢查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資料，并對管理團隊進行訪談。而中方依據現有保密法，傾向于由美方提出材料清單，中方政府部門轉而提供的模式。
PCAOB與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的聯合監管協議，也因類似分歧尚未達成。中美會計師管理部門的首次接觸至今也已歷經4年半。
10月末,曾與王岐山共事的銀行家郭樹清轉任證監會主席，多蒂幾日前對媒體稱，希望郭能繼續推動談判。
此間的一個插曲是，中國商務部和證監會9月出臺對協議控制結構（VIE）的監管細則。次月，在北京的一個投資論壇上，投行和律所的共同意見是，SEC對此事的態度更為重要。由于此后中國公司首次發行股票（IPO）的數量銳減，這一問題始終未浮現。
10月初，PCAOB又發布對新興市場國家公司財務風險的報告。因為做空轉版上市股票的風潮，當月，SEC宣布借殼上市（RTO）標準提高。
多蒂和SEC主席夏皮羅（Mary Schapiro）在一年中多次到國會應對詢證。美國兩家法律賦予行政權力的機構負責人，必須有妥當的公開回應。11月，兩人在公開講話中，又稱這是目前兩個監管機構的“主要”（critical）事務。
除在副總理參與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一些公開表態外，中國監管部門的公開信息，主要是定期公開雙方字斟句酌的新聞通稿。
在尚福林主掌證監會時期，國際會計監管合作曾在其內部講話中出現，卻并不是顯要的話題。該會國際合作部門的副司局級官員，也并非人人都能獲得談判進展通報。
傳聞中的“司法合作”
就在行政監管談判僵持時，司法層面的互動卻在悄然進行。一位廣東省公安系統的官員透露，公安系統商業犯罪調查力量，從上半年開始從更高層面獲得信息，正在搜集與中概股產業鏈有關的信息。在去年做空風潮盛行時，亦曾進行過類似工作。
本月在深圳，在美國停牌的一家上市公司的中國實體，正在與原高管就股權糾紛進行民事官司質證。同時，美國投資者針對中國公司的集體民事訴訟，也在推動司法層面的合作。
僅在2011年上半年，25家中國公司在美遭遇集體訴訟。2010年這一數目僅12家，占全年針對外國發行人集體訴訟總數的42.9%。其中約有大半訴訟被法院駁回。
同期，美國SEC向地方法院申請對中國會計師事務所的強制令等消息，也開始對外傳播。SEC已經就德勤（Delloite）、綠諾（RINO）等案件向當地法院和檢察官提請司法要求。但SEC新聞發言人對正在調查的案件拒絕置評。
一個具有指標性的信號是，美國司法部和下屬聯邦調查局（FBI）開始聯合SEC介入調查。這意味著此輪監管從關注民事自發訴訟，可能上升至提請刑事訴訟。
中美兩國在刑事犯罪的信息共享上制度資源，主要有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和美國國會批準的《中美刑事犯罪合作協定》，其下包括五年前時任公安部部長周永康與FBI簽署的一系列諒解備案錄。
在過去的跨國案件中，迄今較為成功的合作模式是，美國檢察官起訴中國偷渡嫌疑人，中方搜集國內的證據文件，提交給美國司法機構，進而有利于在法院上定罪。而中國概念股的問題與之相反，美方希望控制的嫌疑人，往往在中國境內活動，同時具備第三國身份。
困難不僅如此，美方需要的審計等領域的材料底稿，仍需要中方金融中介機構繞開《保密法》提供。目前已經進入美國司法訴訟的案件中，尚沒有爭議較多案情復雜的中國公司和機構。
目前，跨國司法信息交換的權限，基本集中在中央層級。本報記者接觸的地方公安人士，盡管在日常工作中已接觸遭到退市或停盤的公司，卻無法確認跨國的“聯合工作”是否已經展開。
樂觀的消息人士稱，從某種程度上看，中美雙方的“合作”或“默契”一直存在，只是需要協議去厘清不同體制下的合作方式。在美國監管機構的定義里，對“聯合監管”（joint regulation）的法律要求，并不僅是信息交換或政策約定，還必須包含檢查行動。
“可能不會影響一級市場。”一位中型投行亞洲事務代表傾向于認為，市場年中對聯合監管有所期待，但至第四季度沒有明確消息，由于新上市公司數量銳減，中介機構各自加強盡職調查并尋求業務轉型，兩國是否年內達成監管協議，更像是個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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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中美證券市場聯合監管“難產” 談判陷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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