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幾天前，當李天綱到醫院看望朱維錚時，老人曾當面說道：“如果撐得住的話，我要到會場坐兩個小時。”然而，他終究沒有能夠如愿出現在會場 ]
3月10日下午3點52分，著名歷史學家朱維錚去世。彼時，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柯馬丁(Martin Kern)正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同在場師生討論《〈荀子〉的詩歌與風格》。柯馬丁此次造訪復旦，正是為了參加前一天在這里舉行的一個學術論壇：“價值與意義：中華文明的再認識”。此次論壇，群賢畢至，杜贊奇、陳方正、葛兆光、陳來、柯馬丁、付敏怡等知名學者齊集會場并做演講。26年前，也是在復旦大學，一次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的會議召開。當年參加這場具有學科奠定意義的會議的學者如湯一介、杜維明、李學勤、李澤厚皆成傳統文化研究領域的碩儒名宿。而會議的召集與組織者正是朱維錚。
朱維錚相知32年的學生、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李天綱與德國漢堡大學亞非學院院長傅敏怡是兩次會議的見證者，相互呼應的會議主題，同樣的地點，讓他們恍同昨日。然而，時隔多年，海內外漢學的學術版圖與成就早已是大異于前。與此相應的，是當年這批學術名宿有的依舊筆力雄健、指點江山;有人卻逐漸凋零、魂歸道山。論壇結束后一天，這位曾為新中國文化史研究開疆拓土的學人便匆匆離去，叫人于悲痛之外，更添唏噓。
就在十幾天前，當李天綱到醫院看望朱維錚時，老人曾當面說道：“如果撐得住的話，我要到會場坐兩個小時。”然而，他終究沒有能夠如愿出現在會場，主辦方為與會者準備的代表證一張張被取走，而那張上寫“朱維錚”的胸卡卻在很長時間內靜靜躺在簽到臺上。
“中國文化史的開拓者”
在復旦大學發出的訃告中，對這位剛剛故去的學者如此評價：“治學嚴謹、功力深湛，是中國經學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學術史、中國史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國近代史等多個領域的著名歷史學家”，并稱其為“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導者、開拓者和建設者，主持整理、編選和校注多種重要典籍，是促進國際文史學術交流合作的先行者。”
“說朱維錚教授是中國經學史研究的重要傳承者，新中國對于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是沒有問題的。”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著名歷史學家、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學勤剛從網上看到朱維錚去世的消息，尚沉浸于悲傷的情緒中。
回憶起1986年在復旦舉行的文化研討會，李學勤記憶依然清晰，甚至精確到當年的會議論文集由哪一個出版社出版。“1986年的那次國際研討會是‘文革’之后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因為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在很多人看來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所有的傳統文化都在這方面受到抵制。在‘文革’結束以后的撥亂反正階段。如何研究中國文化?文化史的地位究竟如何廓清?這些問題在當時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界對于這些問題都是非常積極和熱心。當時，復旦大學新編了關于外國文化史的書籍交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這樣的背景下，那次會議就顯得尤為重要，可以說，在整個傳統文化研究的歷程上都占據著重要地位。”
“而朱維錚是這場會議的召集者和當時中國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導者。”李學勤說。
在朱維錚的學生、復旦大學歷史系講師姜鵬看來，有一件事情或許可以更為細化地體現1986年那次會議的重要意義：“在那次會議上，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第一次在中國提出了著名的‘新儒學發展三個階段論’。”
差不多同時，朱維錚與著名哲學家龐樸合作組織編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中國文化史叢書”對中國文化史研究的推動作用亦是影響深遠。現在，打開這套由28冊圖書匯集的叢書，可以看到一連串活躍于當下學界的名字。“當年這套叢書的很多作者如今都是這一領域的扛鼎之人，許多人的成名作也在此套叢書之中。此外，叢書的編寫過程還促成了余英時先生第一次與大陸學者的直接交流。”姜鵬告訴記者，“我在先生身邊的時間不長、見識不廣、學問也不精，關于那些往事，很多師兄師姐了解得一定比我多。”
“經學史的重要傳承者”
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朱維錚編輯的《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而直至2010年，朱維錚又校編《周予同經學史論》，交予上海人民出版社。27年的時間里，朱維錚編著(合著)的書籍有《走出中世紀》、《音調未定的傳統》、 《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維新舊夢錄》、《中國經學史十講》、《走出中世紀二集》等，涉及中國經學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學術史、中國史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國近代史等領域。而兩次對恩師論著的整理和編訂即可視為對文人品格的恪守、也是他完成巡禮之后，對自己學術起點的一次回歸。
“朱先生被大家關注最多的，是他在中國經學史上面的建樹。他對儒家經典的研究，對《詩》、《書》、《禮》、《樂》、《易》、《春秋》的研究，自1960年代前就開始了。”李天綱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道。
“ “經學”這個詞很長一段時間都成為空白，是大家很少接觸的一個問題。”李學勤說，“當年周予同曾經提出：經學時代已經結束，經學史的研究的時代剛剛到來的觀點。這種論斷將經學在國際上的研究范圍擴大。而周予同先生學問的主要傳承者就是朱維錚教授。”
在李天綱看來，朱維錚的經學史研究得自于對周予同學問的繼承，又有重要的創新。“后來，朱先生對經學史有自己的看法，已經不同于周予同先生。他認為，經學是王朝統治學說的一部分，會依據統治階級統治方式的不同而變化，即所謂‘經隨術變’。”
“當年，朱先生研究的學問也正是1990年代至今人們想要重新拾回的東西。”在李天綱看來，當下涌現的“國學熱”、“儒學熱”正體現了對傳統文化的回歸。然而，他仍然不愿意將朱維錚的學術根底稱為“國學根底”。“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趕這個時髦，我更愿意稱朱先生是中國古代史、中國的學術底子。”李天綱和姜鵬認為，1980年代之后逐漸涌現的傳統文化熱，正是源自朱維錚這樣一批人的無怨無悔的堅守和孜孜以求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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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26年后，無人領取的胸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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