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高盛集團的原執行董事兼歐洲、中東與非洲區衍生品業務經理Greg Smith宣布辭職,并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批評高盛的企業文化是毒害性和毀滅性。現在的高盛已經破壞了143年建立的偉大傳統,不再為客戶著想,而是欺騙和剝削客戶,將客戶視為“提線木偶”。任何人要在高盛混上去,就要“坑爹”,讓客戶買自己不買的產品,鼓勵客戶做各種不必要的交易諸如此類。高盛對這份公開信的回應是,“我們不同意這份信的內容,我們認為,只有客戶成功我們才會成功,這是我們業務的基石。”
我以為,如果要談論1896年成立的百年高盛的文化,它一直都是一種擴張性的、有雄心的文化,沒看到什么客戶文化的影子。高盛是第一個將著名大學MBA視為高薪聘請條件的投行(這也炒高了MBA學位的價值),同時高盛也鼓勵這些人離開高盛另謀高就。它的理由是這些人很重要,不僅他們是聰明的,而且他們也會有各種人脈和其他的機會,他們可能會成為政治家,或者未來高盛客戶的高管。所以,高盛的文化一直是“培養與交易”的文化。
無論是溫伯格時代還是利維時代,高盛都堅持一種所謂“長期貪婪”的理念,這個理念非常具有野心。從交易上說,只要資金是長期的,那么短期的損失是不用擔心的;從人才流動上說,只要是可以成為未來交易對象的,那么就不用在意今天的杯葛;而從信任上面來說,如果客戶是長期的客戶,他們的警惕心是下降的,那么可以在他們身上玩一把貪婪。
理念的第一方面,無論是利維在大宗交易上的實踐,還是溫伯格在市政債券上的“試水”都有太多精彩的故事。理念的第二方面,高盛盡管曾被大摩壓過一頭,但是高盛的人脈卻是令人咋舌的。比如歐洲央行行長Mario Draghi、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和魯賓、意大利前總理普羅迪、前白宮幕僚長博爾滕、加拿大銀行行長Mark Carney、世行行長佐利克、意大利前副財長托諾尼、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達德利、紐約證券交易所前董事長約翰·塞恩……擁有如此廣泛甚至“可怕”的全球化人脈權勢網絡,這給高盛帶來源源不斷的交易。
理念的第三方面,最明顯的是高盛跟一些國家打交道,比如1995年對墨西哥的援救,這是魯賓主導的,最后的結果都知道,墨西哥一開始沾了點便宜,但最終卻是以墨西哥債券的崩潰告終。從某種意義上,墨西哥在一個不舒服的時刻被動地充當了“提線木偶”客戶。
最近的故事是高盛在歐債危機里面的角色。從1998年開始,高盛幫助希臘隱瞞其債務,但是高盛又偷偷地對此建立了CDS,即一種對希臘債務的風險進行衡量的工具。這就好比,你幫助一個人造假,然后又建立一個拆穿它獲利的工具。從某種意義上,希臘也是高盛的“提線木偶”。高盛也許不是統治世界的陰謀論主角,但是高盛的文化似乎的確沒那么高尚。它是一種成熟、深遠、野心的交易至上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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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長期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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