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本報記者在采訪中,經常被問及一個問題:“怎樣的PE算是好PE?”
這個問題在當下頗耐人尋味,國美股權爭奪的影響已經不再局限于其本身,一些已獲得PE投資和準備引入PE的企業,對此事的關注已遠超過事件本身。
9月28日的國美特別股東大會已經近在咫尺,但最終的結果仍不排除有戲劇化的變化。
而在國美事件的場外,“我吃驚地發現在場所有的企業家都支持黃光裕,對貝恩都很反感。”一家全球性大PE的一位中國管理人士最近參加了一個企業家的內部討論,這個發現讓他非常擔憂:國美案給中國民企帶來的心理陰影,極可能超過當年的“凱雷-徐工”案。“中國的企業主對PE的態度、對引入職業經理人團隊的態度,可能都會走回頭路。”
“貝恩聰明的話,應該收手。”上述人士說,盡管據接近竺稼人士稱,其最初投資國美就意在控制權,但如今卻“騎虎難下”。
“要退出也并非難事,與大股東談判實現回購;或者再找其他機構接收。”香港另一家PE人士說:市場上多的是“被動財務投資人”,貝恩也不至于虧到哪里去。
若不取消特別股東大會,貝恩以及主導的竺稼又該如何抉擇?據公開資料,貝恩在8月23日曾給國美董事會發了一封信,明確表示參加投票。貝恩若轉身黃氏家族,那么其不僅對董事會難以交待,其之前力挺陳曉的行為也將變成一場鬧劇;貝恩若棄權,對比8月23日的那一紙承諾,也很難自圓其說。
關注點一:是否傷及PE業?
“資本是不能玩的。”9月8日,在廈門,哇哈哈董事長宗慶后談到,在哇哈哈賬上趴著上百億的凈現金,宗慶后選擇做更多“自己能掌控的實業”。
但在上海,“很多民營企業家對補課金融,都有很強的意愿”。香港京華山一證券集團華東與華南區總經理唐浩夫說,在情緒沉淀之后,理性告訴這些企業家“資本介入、股權平衡乃至大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博弈”可能是他們每個人都會碰到的問題。“如果只懂做事,不懂金融運作,可能被人搞掉了還在替他們數錢。”
“增發成功與否,可能會影響貝恩在中國后續的一些投資。”前摩根士丹利一位高管卻并不認為這會影響到外資PE在中國的整體運作,“畢竟貝恩在國內并不是一個有代表性的PE機構。”此前諸多香港投行人士也認為:貝恩的做法在與國美已簽訂的條款中,都有據可查。
在現實面前,這可能是太過樂觀的一種觀點。杭州一家大型旅游集團的老板不得不小心防著自己會成為“第二個黃光裕”,這家集團也有與貝恩齊名的PE機構入股。
“如果此次貝恩得手,恐怕很多企業主都會惶惶不可終日。”據唐浩夫的了解,貝恩在國美股權投資案中所扮演的“野蠻”角色,可能使得很多企業主對PE會“敬而遠之”,即使接觸也會慎之又慎。
“與凱雷-收購徐工相比,國美股權爭奪案對PE投資的影響,可能要大很多。”上述全球PE集團人士說,其理由是:倘若當年凱雷成功收購徐工,不高興的只有向文波,“那還只是一小群人的游戲”;但如今主角換成國美,卻是民營企業家都會“心有戚戚焉”。“無論國美的注冊地在哪里,也無論黃光裕是什么國籍,它還是被認為是中國企業。”
“我們去年確實和國美談過合作。”國內一家頂級PE人士確認,其名字一度出現在貝恩的競爭名單中,在傳言中也將于貝恩之后接盤國美。最后放棄的原因仍在于大股東不愿意放棄控股權,“黃光裕那樣強硬的個性,即使投資了后續的溝通也會極其痛苦。”上述PE人士認為,無法控制公司的投資,不能算是并購式投資。
建銀國際財富公司總經理許小林也在近期的一次論壇中說到:“我以前做投行的時候是做并購的,現在為什么轉行做投資了呢?”他說,“就是因為并購太難了。”尤其在中國乃至整個亞洲,東方文化“根本不接受強硬的收購行為”。一家在國內已經運作超過10年的歐洲PE人士說,此前他們也碰到過與國美類似的案子:家族企業、急需用錢,公司管理層主動找到了他們,但最后這家企業大股東的家族有人站出來,不愿意PE介入。“我們也就放手了。”
“PE參與中國并購市場最好的辦法,是投資一些好的龍頭企業。”方源資本總裁唐葵說。建銀國際財富公司總經理許小林也認同這點,PE基金可以幫助這些龍頭企業“大魚吃小魚、快魚吃慢魚”,為他們尋找收購對象、投資時機提供幫助,“基金則提供彈藥”。
關注點二:多大程度影響民企職業化”?
李昊(化名)也感覺到了國美股權爭奪案所帶來的壓力。
他剛剛由某世界500強企業轉身任職國內一個民營企業的首席執行官。“那天剛簽完聘用合同,老板就說:希望你不是第二個陳曉。”盡管當時是玩笑的口吻,但李昊依然頗為尷尬:此后和老板的互信關系恐怕很難建立起來。上一頁 1 2 下一頁單頁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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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從國美股權之爭看貝恩“困境”的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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